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铭

最近chu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lun（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an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lun敦chu版的——某几zhong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chu2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cha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zhong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han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gan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liu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liu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mei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mei的贱婢。”

mei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cha诨”的han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liu社会里来。这样，我们“jing1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zhong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liu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han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gan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an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２〕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chu版；后经张士禄译chu，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chu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