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较著之作十种为《西厢记十则》。市肆中往往而有，不难致矣。

《莺莺传》中已有红嬢及欢郎等名，而张生独无名字。王楙《野客丛书》（二十九）云：“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

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客中无赵令昫《侯鲭录》，无从知《商调蝶恋花》中张生是否已具名字〔12〕。否则宋时当尚有小说或曲子，字张为君瑞者。漫识于此，俟有书时考之。

《周秦行纪》〔13〕余所见凡三本。一在《广记》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顾氏《文房小说》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卫公外集》〔14〕内，是明刊本。后二本较佳，即据以互校转写，并从《广记》补正数字。三本皆题牛僧孺〔15〕撰。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居宛叶间。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条指失政，鲠讦不避权贵，因不得意。后渐仕至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累贬为循州长史。

宣宗立，乃召还，为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赠太尉，谥文简。两《唐书》（旧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传。僧孺性坚僻，与李德裕〔16〕交恶，各立门户，终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录》十卷，今已佚，惟辑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纪》则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云：

“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者也。

〔17〕案是时有两韦瓘，皆尝为中书舍人。一年十九入关，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寻除主客分司。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18〕。一字茂宏，京兆万年人，韦夏卿弟正卿〔19〕之子也。“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见《新唐书》（一六二）《夏卿传》，则为作《周秦行纪》者。

〔20〕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儿作天子’等语，所为根蒂者不浅。独怪思黯罹此巨谤，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牛撰《玄怪》等录，亡只词构李，李之徒顾作此以危之。于戏，二子者，用心覩矣！牛迄功名终，而子孙累叶贵盛。李挟高世之才，振代之绩，卒沦海岛，非忌刻忮害之报耶？辄因是书，播告夫世之工谮愬者。”乞灵于果报，殊未足以餍心。然观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纪论》，至欲持此一文，致僧孺于族灭，则其阴谲险很，可畏实甚。弃之者众，固其宜矣。论犹在集（外集四）中，迻录于后：

言发于中，情见乎辞。则言辞者，志气之来也。

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翫其辞而见其意矣。余尝闻太牢氏（凉国李公尝呼牛僧孺为太牢。凉公名不便，故不书。）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以其姓应国家受命之谶，曰：“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其或能晓一二者，必附会焉。纵司马取魏之渐，用田常有齐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党若山，不可动摇。欲有意摆撼者，皆遭诬坐，莫不侧目结舌，事具史官刘轲《日历》。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覆覩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翣儿”以代宗皇后为“沈翣”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鸇之逐鸟雀也。”

故贮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书，力未胜而罢。

余读国史，见开元中，御史汝南子谅弹奏牛僊客，以其姓符图谶。虽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数。自裴晋国与余凉国（名不便）彭原（程）赵郡（绅）诸从兄，嫉太牢如仇，颇类余志。非怀私忿，盖恶其应谶也。太牢作镇襄州日，判復州刺史乐坤《贺武宗监国状》曰：“闲事不足为贺。”则恃姓敢如此耶！

会余复知政事，将欲发觉，未有由。值平昭义，得与刘从谏交结书，因窜逐之。嗟乎，为人臣阴怀逆节，不独人得诛之，鬼得诛矣。凡与太牢胶固，未尝不是薄流无赖辈，以相表里。意太牢有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爱憎，故明此论，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罢。岂非王者不死乎？遗祸胎于国，亦余大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