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总之：较关紧要的问题，是“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者是谁？但这事须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张资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国真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访问记》登在《中外书报新闻》〔１７〕的第七号（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关于“为妾”问题等的一段——（四）启事中的疑问

以上这些话还只是讲刊登及停载的经过，接着，我便请他解答启事中的几个疑问。

“对于你的启事中，有许多话，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让我问一问？”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射？”

“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自然他既然说了不能公开的话，也就不便追问了。

“还有一点，你所谓‘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这又何所指？”

“那是讲我在文艺以外的政治见解的东西，随笔一类的东西。”

“是不是像《新时代》上的《望岁小农居日记》一样的东西呢？”（参看《新时代》七月号）我插问。

“那是对于鲁迅的批评，我所说的是对政治的见解，《文艺座谈》上面有。”（参看《文艺座谈》一卷一期《从早上到下午》。）

“对于鲁迅的什么批评？”

“这是题外的事情了，我看关于这个，请你还是不发表好了。”

这真是“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１８〕，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这位文学家的嘴脸。《社会新闻》说他“阘懦”固然意在博得社会上“济弱扶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启事上的自白，却也须照中国文学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内山书店小坐”一定又会从老板口头听到），因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虽然“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而无奈“还是不发表好了”何？但既然“还是不发表好了”则关于我的一笔，我也就不再深论了。

一枝笔不能兼写两件事，以前我实在闲却了《文艺座谈》的座主“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写起来却又很简单，他除了“准备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艺。崔万秋〔１９〕先生和这位词人，原先是相识的，只为了一点小纠葛，他便匿名向小报投稿，诬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五号）上精印了出来——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２0〕轻恙重症，同时夹攻，渐使这柔嫩的诗人兼词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时事新报》（七月九日）上却又是一个启事，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曾今可启事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

这就完了。但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

我剪贴在上面的《谈“文人无行”》，其实就是这曾张两案的合论。但由我看来，这事件却还要坏一点，便也做了一点短评，投给《自由谈》。久而久之，不见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满纸，这便是曾经排过，又被谁抽掉了的证据，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的也难说。现在就抄在这里罢——

驳“文人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