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0〕“国货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行宣传。

〔８〕一面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卫曾以“一面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涉，是以抵抗和涉并行。”〔９〕“小贫”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５〕宪政国家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一九三三年，他们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只是企图用以掩饰和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６〕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上海公共租界规定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１１〕“君之中庸”二句，语《礼记·中庸》：“仲尼曰：‘君中庸，小人反中庸。’”

〔７〕赐同士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士及第，二甲赐士，三甲赐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