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些人发财：公司的老板塌台的时候，就是管事人阔起来的时候，这非常的准确。他得分派些人去给大商人作顾问，作经理，好等着机会把钱换了手。再说，商与官本来相通，历来富商都想给子孙在宦途上预备个前程，至少也愿把姑娘们嫁给官宦之家，或读书的人，以便给家庭一些气派与声势。至于那些老派的商人，财力虽不大，可是较比新兴的商人可靠：他们历代相传的作一种生意，如药材，茶叶，粮米等行，字号老，手法稳，有的二三百年，一脉相传，没有突然的猛进，也没有忽然失败到底的危险。这样的商家，在社会上早已打进绅士的阶级，即使财力欠着雄厚，可是字号声望摆在那里，象商会的会长，各种会议中的商界代表，总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家的子孙能受高等教育，他们家的女子也嫁给有些身分的人。他们不但是个势力，而且是个很持久的势力。在公众事业上，他们的姓名几乎老与官宦军阀名流齐列。焦委员想供给一些青年，备他们的选择，好把他自己的势力与他们的联成一气。

富农，在国内本就不多，现在就更少了。一县中，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里，要想找到一两家衬几十万的就很难了，农已不是发财之道。那在全省里数得着的几家，有的能够上百万之富，虽然还不能和官宦与军阀们相抗，可是已经算麟角凤毛了。不过，就是这等人家，也不是专靠着种地发的财；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开辟的都市，象上海与青岛等处，几块钱买到的地皮，慢慢变得值了几千几万，他们便成了财主。有的是用地产作基础，而在都市里另想了发财的方法，所以农村虽然破产，他们还能保持住相当的财富。这些，在名义上还是乡间的富豪，事实上已经住在——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都市里，渐渐变成遥领佃租的地主。“拿”这些人，根本无须到乡间去，而只须在都市抓住他们；即使这些人在都市的事业有了动摇，他们在乡间的房子地亩还不会连根儿烂；所以，在都市里抓住他们，就可以把血脉通到乡间去，慢慢也扎住了根，这是种摘瓜而仍留着秧儿的办法，即使没有多大好处，至少在初秋还能收一拨儿小瓜，腌腌吃也是好的。

焦委员的办法便是打发新留学生们深入这些商家与农家去。拜盟兄弟，认干儿子，据他看，都有些落伍了，知识阶级的人们不好意思再玩这一套。而且从实质上说呢，这些远不如联姻的可靠。只有给他们一位快婿，才能拿稳了他们的金钱与势力。从新留学生这一方面看起呢，既是新回来的，当然对作事没有多少经验，不能把重大的责任付托给他们。况且政治上的势力又是那么四分五裂，各据一方，找个地位好不容易。至于学问，留学生中不是没有好手，可是中庸的人才总居多数；而且呢，真正的好手，学术机关自会抢先的收罗了去，也未必到焦宅门口来；来求他的，反之，未必是好手。那么，这些无经验，难于安置，又没多大学问的新博士与硕士们，顶好是当新姑爷。他们至少是年轻，会穿洋服，有个学位；别的不容易，当女婿总够格儿了。自然有的人连这点事儿也办不了，焦委员只好放弃了他们，他没那个精神，也没那个工夫，一天到晚用手领着他们。这一半是为焦委员造势力，一半也是为他们自己找出路，况且实际上他们的便宜大，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先得个有钱的太太，焦委员总不会享到这个福，他既是六十开外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