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词夺理的一片理好讲。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与谎言。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真理，以消灭战争。我们既不能因冷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我们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们要从丑恶中把丽夺回，从破坏中再行建设。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单不喜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从何说起呢？他们不知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

从这一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的太少。我的一情象浮在上的一滴油，来去，始终不能透到中去，我所知的，别人也都知，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什么新的东西。我想多方面的去写战争，可是我到碰，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战争不是不可写，而是不好写。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瞎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得很清楚。象《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月的光。光即使是白用的，可是饭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带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把它丢掉么？我知它不好，可是没法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是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较纸笔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路了。

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的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边，而只写我知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与钢铁相抗。最要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

而且他们会耻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三十三年元旦于北碚。

于是，连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说过。于是，战时的版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格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记，风行一时了。不错，一本讲恋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等到时过境迁，人们若想着看反映时代的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园里的福尔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