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病人相互感染。扎尔茨曼又说，他走路时穿的是橡皮鞋，这样他的死人就听不到。相反地，卡夫卡却扬言扎尔茨曼的病人们吃了过量的“葡萄汁兴奋剂”——为的也是多捞几个钱——病人们就像苍蝇那样纷纷死去，不是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肝硬化…

他就是这样滔滔不绝地说开来。对于这些口若悬河的诽谤，汉斯·卡斯托尔普衷心地、好意地笑着。这位意大利人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口齿清楚，发音准确，没有任何方言。他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圆润清脆，好像都是他两片活动自如的嘴唇创新的产物；他对自己优雅而尖刻的言词引以为乐，甚至对讲话时运用文法上的变格与变位也喜不自胜；看来，他头脑非常冷静沉着，连一次也没有说错。德文的名词变格与动词变位比较复杂，外国人讲话时往往说错。

“您讲得这样滑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又这样生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形象化，是吗？”意大利人回答时用手帕扇了几下，虽然天气已相当凉爽。“这也许就是您要说的话。您想讲，我说起话来很形象化。得了吧！”他大声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咱们的阴间判官在那儿游荡呢！这是怎样一幅景象呀！”

散步的人们已走完了弯弯曲曲的一段路程。不知是因为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和下山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实际上这儿离疗养院并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象中那么远(因为我们第一次走陌生路时，感觉上总比熟路长得多)，他们很快就回院。塞塔姆布里尼说得对：下面，在疗养院后的空地上，两位大夫正在散步，走在前面的是穿白大褂的顾问大夫，他的脖子向前伸出，双手像掌舵般地摆动着，后面跟的是穿黑衬衫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他的神态，比查病房时的那副样儿——查病房时，他按理应跟在上司后面——更不自在。

“嗳，克罗科夫斯基！”塞塔姆布里尼叫道。“他在那儿走。咱们山上女人的一切秘密，他全知道。请注意他衣服上的象征性味儿。他穿的是黑衣服，表示他的专业范围是在夜间。这个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是肮脏的。工程师呀，为什么咱们刚才一点儿也没有谈到他？您认识他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

“唔，原来如此。我不禁萌起一种设想：他也博得您的好感呢。”

“我说不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偶尔见到他。我也不善于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人们只是冷眼旁观，心里想：‘原来你是这样的？那很好。’”

“您太漠不关心了！”意大利人答道。“您评判吧。正是为了这个，自然界才赋予我们眼睛和理解力。您感到我刚才说话有些恶意；要是我真的这样，那也许是因为我存心要说教。我们人文主义者都有些说教的味儿。先生们，人文主义者同教师爷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学方面。从人文主义者那儿是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唔，从他那儿是得不到的，因为他那儿只有人类传统的美和尊敬。那些在混乱而不讲人道的时代曾冒充青年人领导者的牧师，他们的真面目已给人文主义者揭穿了。从那时起，先生们，就压根儿不再有什么新型的教师爷了。人文主义学府…工程师，您就说我反动吧，不过从原则上说，inabstracto拉丁文：“从理论上说”我请您谅解，我信奉这种主义…”在电梯里，他还是絮絮叨叨地发挥这一见解；只有这一对表兄弟到了三楼走出电梯时，他才闭嘴。他一直乘到四楼，据约阿希姆说，他住在四楼后角落的小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