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比平时漂亮得多，逼真得多——这从一幅画像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幅与老人身材相仿的画像，原来挂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父母亲的卧室里，后来他迁到“广场”上，那幅画也一起搬过去，挂在会客室的红缎大沙发上面。

在这幅画中，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穿着担任市政参事时的官服。这是上世纪庄严而又极为朴质的市民服装，有威风凛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共和政体的遗风，过去在他身上也曾显赫过一番。它使人有时过境迁、今是昨非之感，也显示出世间万物彼此永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老人办起事来也十拿九稳。画中是参议员卡斯托尔普的全身像，他站在铺红砖的地板上一根圆柱和尖角拱门的旁边，是一幅透视画。他站时下巴向下，嘴角也往下弯，一双湛蓝的沉思的大眼睛眺望着远方，眼睛下面露出泪囊。他穿着一件黑衣服，确切些说，是一件一直披到膝盖的法衣似的长袍，衣服前面的敞开部分和四周围都饰有毛皮。上袖宽而隆起，也饰有毛皮；下袖则显得狭小，用粗布制成，花边袖口一直拖到手上，把节骨也遮住了。细弱的腿上穿着一双黑丝袜，脚上穿一双有银色扣环的鞋子。他脖子上套着宽大而浆硬的皿形领饰，前端向下，两侧向上隆起，下面在背心上还锦上添花似地饰着上等细麻布的褶襞。他手里提着一顶上端越来越尖的老式宽边帽。

这是某个著名画家的杰作，主题鲜明，风格与古代大师的相仿，使观赏者联想起西班牙、荷兰与中古时代的各种作品。汉斯·卡斯托尔普幼年时常注视这幅画，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懂得艺术，而是因为他怀着某种意义更广泛的、甚至更深刻的理解心情。像画布上描摹的那个祖父，尽管他在实际生活中只亲眼见到过一次，而且只是一瞬(当时，祖父正昂首阔步地向议院走去)，但他仍禁不住感到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不失为祖父的真面目，而每天所看到的祖父只是所谓“临时性”的祖父，是一个次要的、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祖父风貌的形象。因为显而易见，那幅不同于他日常形象的、神采奕奕的画，是以一种不完善的、也许是不成功的刻意摹仿为依据的，他的这种高硬衣领和高的白领圈都是老式的；不过这样的称呼，不可能适用于这种值得艳羡的衣饰，它也只有“临时性”的意义——这里的衣饰，指的就是西班牙式皱领。祖父在街上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拱形大礼帽，与画中的那顶宽边毡帽极为相似，而那件有裥的长袍，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只是饰有花边和毛皮的法衣而已。

因此，当某一天他和祖父永诀时，看到祖父仍旧保持着原来严谨、完好的风貌，心里十分欣慰。当时大家都在厅堂里，也就是他们常常面对面坐着就餐的那个厅堂；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躺在大厅中央一口镀银的灵柩内，灵柩搁在柩架上，四周都摆满了花圈。他跟肺炎曾作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是一场长期而顽强的搏斗，尽管由于他的适应能力强，他在世之日对疾病显得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此刻他躺在那儿，人们不知他是战胜还是战败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躺着的神态十分安详。病床上的斗争使他大大变了样，鼻子也尖了一些，下身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放着棕榈枝。头部用一只丝绸枕头垫得高高的，这样他的下巴正好漂亮地陷在皱领前面的凹处。他的双手一半被花边袖口遮住，僵冷的手指被人为地安排得自然而富有生气，手里捏着一个象牙十字架，仿佛他低垂着眼睑定睛瞅着它。

祖父最后一次患病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起初还见过他几次，但临终前却没有见过面。家人不让他看到祖父所作的挣扎，这种挣扎大部分是在夜间。他只是从家中沉郁的气氛，菲埃特老头儿红肿的眼睛以及医生的来回奔走中间接地接触到有关情况。现在他站在厅堂里，心中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祖父的“临时性”形象现在已庄严地消失，最后又恢复他原来的、恰如其分的真面目了。即使菲埃特老头儿痛哭着，不住地摇着头，而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也痛哭失声——以前，当他亲眼看到母亲突然去世，不久父亲也一动不动地像陌生人那样躺在他面前时，他也这样痛哭过——他还是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