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了。审讯终于结束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致牵连别人。我们的故事翻成罗语后，政治风险没有降低，文学却被严重歪曲，诗意丧失殆尽，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审问时，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但我必须忍住，否则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当审问者认为已将死我的时候，总会以一胜利者的吻说：“你瞧，事总是相关联的。”他说得对。但他不了解，在我脑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违背他的。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写字台前，而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这在我就已经是一关联。“你瞧。”是的，我瞧见了，桌面上的许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审的人——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他们是否还活着——留下的。连续几小时的审问，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看，这让他成了国王。他的光恐怕需要我祖父战俘营的理发师来理，他角和袜边之间的小肚上一都没有，闪着难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脑里，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但我脑里联系的是别的东西：如象棋中站着一只王，微微鞠躬，审问者内也有个王，是杀人的王。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中的一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刨幽灵也来了。窗玻璃在光下泛着波狼形微光，在地板上洒下一圈圈白的光环。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光环爬上他的。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让光环爬他的鞋，穿过脚掌将他杀死。

我在小说《心兽》中写：“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它们将扔到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事后予以谈论，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日期，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发，埃德加说，如果发不见了，就说明信被打开过。我心想，一发，就这样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的是埃德加的，浅的是我的，库尔特和乔治是红的。”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有更突的政治象征，它能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预，象征压迫的程度。

我的朋友罗尔夫·波特，准备离开罗尼亚前往德国的时候，家里被秘密警察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他们走后，波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镜前，剪下一缕发和一撮胡。七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其实是一次自杀演习。到德国六个星期后，他从收容所的窗了去。

发与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会把发放在门把手上、柜把手上，屉里的手稿上，书架的书上。这是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能告诉主人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差之毫发”、“发丝般纤细”、“发丝一样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的用法，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属于国家后，都会被剃光，比如士兵、囚犯、孤儿院的孩，和犯了错误的学生。学校每天都会监督孩们发的长度——脖到的下半分不能留发，耳垂要有一指宽不能被遮挡。不只小学生如此，在中学甚至大学，发的长度也沿用这个标准。理发馆别分开，男男女女在同一间发廊理发是不可想象的。国王要求男女有别，好让他能够一览无余。

几个星期后，国王不仅走他光上消失了的发，也走我依然存在的发。我们俩的桌中间，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样盘旋着，比平时要长。外面风很大，光环飘忽不定。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显得神经兮兮。刨幽灵很不安，审问者一直看着它。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刨幽灵只是个影，像小丑一样来去。他在我和刨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他走过来走过去，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我觉耳光就要上来了。但他举起的手，却从我肩膀上起一发，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请把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镜一样——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摇摇，穿过光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他的笑带着回声。趁他笑的时候，我顺着角看了一下我的肩，他真把发原样放回去了。这一回，国王之笑也没用，他对发曲没有思想准备。他从鞍上被甩得太远，落得个丑。我到一阵愚蠢的满足，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毁训练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他只会就班，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冒险。这一切并不真实，是纯粹的臆想，但对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