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用叉吃土豆，我母亲说“”这个字到了我的痛。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楼下的院里玩，母亲在台的窗大吼：“如果你不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

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吧，叉是用来对付的。我的太怦怦直。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吗，怎么又扯上了？她说的是什么呀？我的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其不意地冒来，击中我的要害。

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嘛就嘛。

除了脖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的绑、灯笼和带丝绒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

母亲边说着边把我拽房间，拿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帽和夹克了去。

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劳动营。我母亲不知，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歉疚。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信金发辫与白长筒袜的丽，信希特勒胡的黑四边形，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尼亚中西地区。位于欧洲东南，东喀尔阡山以西，多瑙河支萨河域。居民除罗尼亚人外，其余多为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七。〕的萨克森人〔这一地区的德国人最初来自德国萨克森地区。〕属于雅利安人。从纯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利亚人有染，更是族的耻辱。

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了圆形广场上〔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赫尔曼城是德语的叫法，罗尼亚语称之为“锡比乌”(Sibiu)。〕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上的圣坛旁，圣者着灰的大衣，脖间围着一绵羊作衣领。这脖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麋集的街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的玻璃，盯着泉和小洼反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

一个罗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十七岁的我心智其实还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彩”和“”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而我的脑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

经编好了无数的借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太久地将自己裹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方式裹缚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