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想着的，就只这几点；也许陆续还想出要商量的地方，今晚上再谈罢。”

仲昭看来再争也无益，含含胡胡地又敷衍几句，便跑了出来。他本来预定见过总编辑后要到三四个地方去接洽投稿的事，现在倒觉得惘惘然无事可为了；特约投搞办法既然通不过，难道他还要到四处去拉稿子么？他站在路旁踌躇了一会儿，想到同学会去，又想去找张曼青谈天，最后决定回家写信给陆女士。

他并没对陆女士说起他的困难。他是要留着面谈。况且，在事情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向人家诉说艰苦，也似乎近于懦怯罢？在陆女士面前，仲昭是决不肯这样丢脸的。他是打算把第四版改革得像个样子的时候，然后从头细说他所遇到的阻碍，犹如一位将军必得在既奏凯旋以后方肯发表他战斗中的危急的过程，并且喜欢把敌人吹得过分可怕，好衬托出自己的勇武善战。而且抱定了“理想不要太高”的哲学，仲昭对于目前的第二次顿挫，却也毫无感慨了。虽然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计划又被总编辑修改得更低，虽然半步政策已经降为半步之半步，但是潜伏在他血管里的容忍的本能，已经使他觉得这第二次的失败的打击确没有第一次那样地敏感了。可以说他是已经习惯了失败，也可以说他确是从失败中磨炼出一些勇气来了。他现在的自信则是：踏过了失败的堆，一寸一寸地，一分一分地，他终有完全成功之一日；所不能无怅怅者，在四天后会见陆女士时，怕未必能带了什么成功去了。然而也不是绝无补救，他想；尽他的能力，该可以在短短的四天内先使第四版有一点特色。他可以到各舞场去走走，写一点半批评半报告式的“印象记”——假定是“上海舞场印象记”罢；在这里，他可以用他的锐利的观察，缜密的分析，精悍的笔锋，来吸引社会的视线。这个，既不用花钱，又不会引起人家来质问的麻烦，在总编辑方面一定是无词可借再来阻挡了。

当下仲昭很高兴地先来支配自己的时间；从晚上八点钟起算，八至十在报馆里编辑第四版，十至次晨三时巡游各舞场，以后是睡眠，那么“印象记”的写作只得放在次日下午了“好罢，就这么办。”仲昭对自己说，一面把新制定的时间表录入怀中记事册。

晚上八点到了报馆，在同事们的架起了腿的高谈声中，仲昭埋头在稿子里，急匆匆地涂抹修改。他发了一个稿子，就向墙上的大时钟望了一眼；他的手指运动着红笔，心里却在布置他的巡游各舞场的最经济的路线。时间慢慢地过去，他桌上的稿子也慢慢地少下去，终于只剩三四张废稿了。九点五十分，他已经发了新闻次序单。他愉快地伸了个懒腰，又把预定的路线再想一遍，便站起身来，飘飘然出了编辑室。

“王先生！请慢走一步，有几句话要和您说！”

这很低然而很沉着的唤声，把仲昭止住在楼梯边。仲昭回头看时，原来是自己的助理编辑李胖子。仲昭疑惑是稿子上还有问题，可是这位小胖子气嘘嘘地拉着他向会客室走，低声地反复地说着一句话：

“王先生，有几句体己话要对您说啦。”

在会客室坐定以后，李胖子把身子挪近了仲昭，堆出一脸笑容，简直不让仲昭开口，就低声地郑重地慢慢地说：

“王先生，您是全知道的啦，我是北方人，是啦，我是北方人，到上海来混一口饭吃。前清时代，我还是个贡生啦，不骗您，王先生，我真是贡生啦，可是，民国世界，翰林进士全都不中用，我这贡生，也就不用说啦。可怜我只在这儿混一口苦饭。王先生，您是全知道的啦，我家里人口多而又多，咳，…”

李胖子就像背书似的，把他家里窘况滔滔滚滚地诉说出来，简直没有仲昭发言的余地。仲昭十分不耐地听着，心里纳罕，以为李胖子是发了神经病了；不然，就是要借钱。他看着表上已经是十点二十分，就硬生生地截断了李胖子的话，问道：

“究竟有什么事，请你直截了当地快说呀！”

李胖子似乎浑身一跳，呆起了胖脸，惊疑地瞅着仲昭，足有三分钟，然后吞吞吐吐地说：

“王先生，您自然全都明白啦，过活是真难！您最是软心眼儿的，您总得担待一些我这走黑运的人，我一世忘不了您的好处！”

“咳，不用说这些话了，究竟你有什么事？直到此刻，我还是不明白。”

“王先生，您自然全都明白啦，您最是好心眼儿的…”

“实在我不知道你为的什么事！”

“王先生，您还在冤我啦！嘻嘻！”

“究竟什么事，赶快说哟，我还有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