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ＡＤＬ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当然不是。大多数是绝对安静的。但如果你检查一下暴力者，你会发现其中患有脑损伤的人占有极高的比例。肌体脑损伤，我们认为肌体脑损伤通常是暴力的动因，这一看法与许多关于贫穷、歧视及社会不公正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当然，那些社会因素可能会助成暴力，但肌体脑损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你无法用治疗社会病的方法来治疗肌体脑损伤。”

记者们的提问暂停了下来。埃利斯记得这段沉默，也记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赢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说暴力的时候——”

“我是说，”埃利斯说“个人挑起的无故的暴力袭击。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１９６９年，在这个国家遭受袭击或杀害的美国人比整个越战期间伤亡的美国人还要多。具体他说——”

记者们飞速地记录着。

“——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起谋杀案，三万六千五百起强奸案，以及三十万六千五百起恶性袭击案件。总共有三十多万起暴力案件，这还不包括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车进行的。有五万六千人死于车祸，三百多万人受伤。”

“你一向很擅长数字，”格哈得边看边说。

“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说。

“不错。可你眯斜着眼睛，样子令人无法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