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线，并要求“释放”埃米。多数游行示威者是妇女，此外还有几个小孩。当地电视新闻播放的录像中曾出现一个八岁小男孩，他举着有埃米照片的标语牌，呼喊：“释放埃米！释放埃米！”

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员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他们发布了一条简短的声明，说这个社“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对这些抗议置之不理。而且这段消息是以学校新闻处的名义发表的。

6月5日，灵长目动物保护社援引全国各地灵长目动物学家的话，批评埃利奥特教授的工作。（后来许多人否认自己曾批评过埃利奥特教授，或者声称他们的话被错误地引用了。）俄克拉何马大学的韦恩·特曼博士说埃利奥特的工作是“想入非非的和不道德的”亚特兰大耶基斯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的费利西蒂·哈蒙德博士说：“埃利奥特本人和他的工作都不是第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阿伦森说他的研究“分明是法西斯式的”

这些科学家批评埃利奥特之前，谁也没有读过他的论文，但是这些人的批评，特别是阿伦森的批评，对他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计的。6月8日，灵长目动物保护社的发言人埃利诺·弗里斯甚至使用了“埃利奥特博士的罪恶研究工作和他的纳粹下属”的词句。她声称埃利奥特的研究使埃米做恶梦，还说埃米受到折磨，被使用麻药并进行电休克治疗。

拖到6月10日，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员才准备了一份洋洋万言的长篇新闻发布稿，详细解释他们的立场并提到他们那篇未发表的论文。但是大学的新闻处“太忙了”没有发表这篇新闻。

6月11日，伯克利的教工在校内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有关道德行为的问题”埃利诺·弗里斯宣布：灵长目动物保护社委托旧金山著名检查官梅尔文·贝利“把埃米从压制下解放出来”贝利的办公室对此事未加评论。

就在同一天，埃米工程组在解释埃米的梦方面突然有了意外的突破。

尽管这件事被外界弄得沸沸扬扬，工程组依然日复一日地对埃米进行研究。埃米持续的痛苦——大发脾气——经常提醒他们：他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坚持寻找线索。终于出现了突破，这个突破几乎十分偶然。

助理研究员萨拉·约翰逊到刚果一个史前文化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想看看埃米在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动物园之前，在婴儿时期是否有见过这个遗址（“丛林中的古老建筑”）的万一可能。约翰逊很快发现了有关的事实：100年以前，刚果的这个地区才被西方探险者发现，但在近代，部落间的敌对和战争使在那里进行科学调查变成了一项很危险的工作，最终，潮湿的丛林环境使古代人类的工具未能得以保存。

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刚果的史前时代了解甚少。约翰逊在几小时内就完成了她的考察，但她不愿意这样快就离开现场。于是她继续呆了几天，在人类学图书馆中翻阅资料：人种史、历史和早期情况的记录。最早访问刚果内地的是阿拉伯奴隶贩子和葡萄牙商人。其中有几个人写了一些有关的旅行见闻。约翰逊既不懂阿拉伯文也不懂葡萄牙文，所以只能看看插图。

突然，她发现了一张图。后来她曾说，这个发现“真叫我打了一个寒战”

这是一张葡萄牙的版画，初版于1642年，重印于1842年。破旧的薄纸上墨水已经变黄，但一座丛林中的城市废墟仍然清晰可见。废墟上长满了青藤和巨大的厥类植物，房屋的门窗上方都是半圆拱形，与埃米画的一模一样。

埃利奥特后来说：“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如果他很幸运的话，这种机会一辈子也只有一次——我们对这张图画一无所知，它的说明文字书写十分流畅，其中包括一个像‘津吉’的字，日期是1642年。我们立即雇了精通古阿拉伯语和17世纪葡萄牙语的翻译。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有机会来验证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埃米画的图画显然是特殊遗传记忆的例证。”

遗传记忆是马雷于1911年首先提出的。从那时起，人们就一直在激烈地辩论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说，这种理论认为，遗传机制控制着所有身体特征的遗传，但它又不限于控制身体特征的遗传。低等动物的行为也是由遗传决定的，它们的复杂行为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但是高等动物的行为可变性较大，需要学习和记忆。问题在于高等动物的心理机制，特别是人和猿猴的心理机制，是否有通过遗传因子先天生就的成分。

埃利奥特觉得，现在他们从埃米身上得到了高等动物有这种记忆的证明。埃米是七个月的时候被带出非洲的。如果她在婴儿时期没有看见过这个城市的废墟，她的梦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遗传记忆。这个问题只要去一趟非洲就可以得到证实。6月11日晚，埃米工程组的人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他们可以安排——并且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他们将把埃米带回非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