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董明、东湖镇主管信访的一位副乡长等国家公务人员均在场。

葛福成为我们提供了一偏记者手记，我们看了有了更深的认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胡晨志上访，又被当地驻京办和信访局截访，然后再被领回当地。这是上访和接访故事的标准程序，所以北京南站上访村里流传着“春节回家买不着车票就去上访”的冷笑话。

然而，胡晨志遇到的接访很快就超越了规定程序，变得令人发指，特别是在半路上将身无分文的上访者扔下车，不顾其生死。要知道，这些被扔在高速路上的，都是已经当了爷爷奶奶的老人了。

必须说说我在淮州市信访局采访的经历。淮州市信访局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地旁边，紧挨着。但是无论是市委市政府偌大的大门，还是信访局的正门，都不是为普通老百姓开的，你还未靠近，就有人盘问，大部分时候你被要求离开。

我也经受了同样的待遇，即使是我亮明了记者身份。沿着政府的高墙，步行十分钟，终于转到了信访局接待办公室。当时是早上8点半，信访办门前的人并不多，这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排队等待接访的高峰时刻。门口没有保安，旁边停着两辆警车，里面有穿警服的也有没穿警服的人在睡觉。两个农村妇女告诉我，她们头一天因为不清楚要带复印材料，所以回家复印了材料，这天又跑来了一趟。

接待办是一个方形的院子，有好些间办公室，门都冲里开，9点钟左右，这些办公室里大部分都无人接待，只有两三间里在办公。我还没有开口，就被要求拿材料，没有材料先出去写材料，还要打印的。

我当然没有这些，于是我被要求离开。我在院子里转悠了两分钟，在院子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个小门，没有犹豫，我准备穿进去看看。

不得不再提一提我的好运气。我正准备穿门而入的时候，另一个中年男子抢在了我的前头，这个人腰板笔直，像个当兵的。我们前后脚踏过了小门后，闲聊之下我才知道他就是市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他说他知道“董杨村的事儿”并默许记者尾随其约5分钟。聊天，递烟，最后，他才想起问我是谁，作为我的采访对象，我必须如实以告。反应可以预见，他马上要求我从刚才那道小门出去“那小门不是让你们走的”只是那天我去得早，为了方便部分工作人员方便去市委市政府上班，门还没来得及锁上。

我佯装离开，并随后在市委大楼内四处乱转，大概持续了约半个小时，和几个上班前抽空抽烟的干部聊天，帮助刚到单位的领导挪开停车位上的障碍物这些人都毫无敌意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想大概是他们不会想到，一个记者这么大早就溜进了戒备森严的市委大院。

终于，还是被保安盯上了，得知我是记者后，把我领到了市委宣传部所在的办公楼。我亮明了身份，对方热情为我倒了一杯水，说去汇报。我推脱上洗手间，从楼梯溜走，对方也是大意，没问我的姓名和电话。

老支书的死，给调查组留下了几个疑问：老支书他们的举报行为对不对？老支书的死，谁应该负主要责任？老支书的死，后来的处理是否妥当？

在东湖镇晚上安排的招待酒席上，镇领导和调查组几个人，各自发表了不同看法。

有点说，责任主要在村书记金林身上，有的说，县乡领导的处理方式方法有问题，有的说，信访部门问题最大，还有的说，纪检部门查处不力，有的说，村民自己应付责任，总之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占上风头的意见。

在各自发表意见的时候，不知不觉六瓶酒喝没了。王维和说，不早了，能结束了，我们还要赶路呢。

葛福成通知服务员上主食。

回家的路上，大家还是聊这两天的两个故事，感到市委高书记的安排是英明的，仅这两个上访事件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何况还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呢。

到了淮州宾馆，赵亮亮喊余捷一起下车，余捷先是说不下了，请他们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