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式显然不能避开湖光政府部门。

后来知道，随着媒体广泛关注，湖光县领导做出了决定，绝不能让事件扩大，宣传部门要全力以赴把好关。

王维和问，他们能做到吗？

信访局的小孙说，这个我知道，湖光县的一位宣传部长很委屈地说过，没办法啊，是网络时代，怎么能控制住，你刚和这家谈好删除掉，另一家又出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白传万了，而且是瞬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事，各大媒体网站都有了，封锁几乎是天方夜谭。

章红说，媒体成为我家人此时唯一能借助的外力，我们发现它的力量太大了，为此我们决定与政府抗衡下去。

我们决定北上北京，请求北京能给个说法。可是到了火车站，我们就被跟踪了。在候车室，湖光住建局的同志我们，说不要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回去慢慢谈吧。我们没有同意，他们就不允许我们走了。

我们打了“110”机场派出所的人来了，将我姐妹俩请进了办公室。此时办公室坐着一个有派头的人物，好像是个大干部，后来听介绍，是湖光县的盛县长，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我们说，你们要理智，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大搞糟，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好了。

我们说，我们还是要去北京，但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走。我俩甚至不能自由地上洗手间。他们派俩女的跟着我们，开始甚至我上厕所的时候都不让关门。我们是又恐惧又愤怒，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由于惊吓过度，我浑身很软，瘫坐在厕所的地上，喝了一点水后，还是觉得热得喘不过气来。

于是我们开始在厕所里求助这两天采访过我们的媒体记者，这时，一场网络直播，通过我俩的转述，经由记者在微博上开始发布。近40分钟后，湖光县政府派人开始敲洗手间的门。

也就是在此之后，我开通了自己的微博，把自己家的信息及时公布，这个微博很快成为我家的信息发布平台。等求助的一位记者赶到车站后，我们才敢开门走出来，在车站的一个茶座休息。

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明天上午十点，我家、政府以及三家媒体的记者一起参加谈判。当时淮州市的信访局局长也在场，我们认为这是真的。他们还让我们尽快确定好人员，好安排会议室。

晚上，我小弟接到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明天的谈判他们都去不了。

我们在疑惑记者们为什么不来了，估计是湖光县委县政府做了工作。在我们分析来分析去的时候，惊恐伴随着夜晚来临了。

调查组的几位被章家的故事感染了，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听着。赵亮亮也没心思动余捷的念头了。

章琴回忆道：“我们躲着小旅馆里，但他们神通广大，总能知道我们在哪儿。晚上我和妹妹还没回去，就接到小弟的电话，让我们不要回去，说政府的人在敲门。半夜两点，小妹刚睡下不久，手机响了，她很害怕，挂掉后，另一个手机马上又响了。小妹吓得抖了起来，她爬起来从猫眼往外望，没看到人，过了3分钟，听到门外有个男人的咳嗽了一声。

一夜惊魂未定。第二天晚上，我被单独叫去谈一谈关于政策上的问题。我问，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他们说，这个事情很麻烦，不能让记者介入。我又问，你们是不是不喜欢白天做事，喜欢晚上做事？对方说，我们白天很忙。

凌晨，我们接到医院打来的病危电话，赶到医院不过15分钟，父亲就不幸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