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余可为的招呼，所以，只给了个记过处分！李书记，我真不明白省委是怎么把握的，唐旭山同志冤不冤啊！”李元焯轻声叹息着，缓缓点着头：“是啊，是啊，清兰同志，你这话不是没道理，唐旭山同志的情况，在对他做出处理之前，萧宸书记亲自找我谈过一次，我也知道唐旭山是个好同志，在坚持原则、支持你和检察机关依法办案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而现在到省民政厅这一个月干得也很不错嘛，筹资力度不小，提出了扶贫解困的新思路。刚才我说的变生活保障为职业保障就是新思路嘛！那么，旭山同志冤不冤呀？好像有点冤。但是，清兰同志，另一个事实你也不要忘了，旭山同志毕竟是彭城市委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必须对这场发生在自己辖区的严重灾难事故负责任，这和余可为的关系并不大！余可为是不是想整旭山同志啊？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当然想整，不整才怪了！可这并不是当时省委处理唐旭山的主要因素。至于林森同志，也不能说就是余可为保下来的，暂时不撤林森的职，我和省委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林森同志到彭城任职的时间比较短；二、如果把市长书记两个一把手同时拿下来，换两个不熟悉情况的新同志过来，对彭城的稳定恐怕不是太有利吧？！”

岳清兰觉得李元焯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心里虽然仍不太服，却也不好争辩了。

李元焯又缓缓说了下去：“清兰同志啊，你对旭山同志的公道评价和正义感我能理解，可我也希望你对省委能有份理解。我在金宁兼任市委书记时，去看望陈老省长，陈老省长和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那是战争年代，有个连队奉命守一座山头，一百多人打得只剩下连长和八个带伤的士兵，连长违令退了下来，下来后就被军部下令枪毙了。奉命执行枪毙任务的是陈老省长。陈老省长和我说，面对这位受了伤，浑身是血，军装被战火烧得四处焦黑的连长，他真下不了手啊，可怎么办呢？这个人丢了阵地，只能执行战场纪律！这位连长冤不冤啊？也冤啊，可不这么做就不能令行禁止！其他连长、营长们还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丢阵地，丢山头，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尽管不是战争年代了，但不等于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不负责任！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个说法，就是交学费，我们学费交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交下去了！国家和人民没有这么多的银子让他们这样交学费了，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人对它负责，就这话！”

岳清兰心里一震，看着李元焯不禁肃然起来：“李书记，您说得太好了！”

李元焯继续说：“要说难，大家都难。我省委书记有我省委书记的难处，市委书记和市长们有市委书记和市长们的难处，你岳清兰和检察机关也会有你们的难处，可这都不是为自己推卸责任的理由！我们这个党是来自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执政的党，我们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明确承担起自己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也就是对人民的责任！要经常问问自己，在今天这个岗位上，你尽职尽责了没有？彭城‘八一三’特大火灾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员干部没有尽职尽责嘛，彭城这部机器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松动了！”

岳清兰马上想到李元焯在“八一三”大火汇报材料上的重要批示，冲动地接了上来：“所以，您才批示说：我们法院对彭城这批渎职犯罪分子的法律追究和我们对彭城市部分干部的处理，既是必要的惩戒，也是为了拧紧这部机器的螺丝钉！”

李元焯点着头：“对，这个话我在常委会上也说过，和许多同志都说过！”

岳清兰不无兴奋地道：“李书记，您这话说得太深刻了！余可为案实际上是‘八一三’大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准备的公诉材料就阐述了您的这个重要批示精神！”

李元焯说：“那好啊，开庭时，我请新任市委书记王文远和林森同志，哦，包括彭城所有处以上干部都到旁听席上去听一听，让我们的干部也受受教育！”

岳清兰怔住了：“李书记，我们已经定了，旁听人数控制在八百人之内…”

李元焯手一挥：“定了也可以改嘛，人民剧院是老建筑，嫌小，就换新建的彭城大剧院吧，那里能坐三千人！哦，这不要你去说，回省城我让办公厅给彭城市委打电话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