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情况是，没有单一的“东亚模式”：经济政策差别很大，既有较为开明的香港，又有严加干预的韩国，不仅有印尼普遍的政fǔ**，而且也有极为廉洁的新加坡。东亚的共同点是对贸易的开放和储蓄率超过其它新兴经济体。

还有德国社会市场模式。这个模式的优点是：出色的教育和培训，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工资差距较小培养了社会的和谐；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缺点是：权力过大的工会、高税、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后是荷兰模式。荷兰一度是欧洲僵化症的一个极端实例。但现在一些人却视之为欧洲其余国家学习的一种模式。工人们接受了工资的较低增加，以换取工作岗位的增加；对兼职和临时工作的规章放宽了；社会保险税降低了。结果是失业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３.６％。荷兰模式看来提供了一条途径，减少失业，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国家，也不造成报酬的巨大差异。然而，这种被当作头条新闻的低失业率所绘出的图画，其玫瑰色过于浓重；１／３的工人只在部分工作时间里有活干，这一比例是富裕国家当中最高的；有异常多的人领取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病救济金，因而没有计入失业者之中。”

“分析得不错，但我们华夏可跟别人都不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何在？你又是怎么看待我们国内的经济模式？”萧正的语气波澜不惊。

萧宸微微一笑：“借鉴意义暂时不说，我先说我们国内的情况吧。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fǔ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从而大搞市政建设、形象工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说明我国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是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

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fǔ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

“嗯，弊端在哪？”萧正的口气听起来，考校萧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萧宸自然毫不怯场，说：“旧型工业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ｇｄｐ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华夏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四是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五是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