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萧宸：我赞成张委员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这些人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萧宸：有这个事，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同意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会议上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火了，直接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你给我套上一堆套话也就罢了，那套话虽然是套话，好歹也没说错，可你不能把我说过的话直接抹了吧，我说那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东西，你直接抹了，那我刚才在那儿是耍猴呢？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民主的气氛。我几次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说话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他们录什么，也不会删减或者添加你的话，这就让人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yào方？

萧宸：首先应该是加强民主，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去年年底，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当时就提意见说首先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华夏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这个事情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我在发改委分管了收入分配这个项目，但因为还有一个更专业的人保部，这个事情其实我能发力的地方也不多，但我已经尽力调整了——

不知始于何时，大凡上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或视察、调研或检查工作时，所到地的党委政fǔ、公安部门通常少不了这样一些程序——提前制定预案、精心勘察踩点、现场进行布防、严格实施清场。这还不够，还要一路警车开道、沿途交通管制。有时甚至要异地ch抽调警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俨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架势。

据萧宸观察，如此做派，大多不是上级领导干部的本意，而是有人示意、地方乐意。在一些职能部门、地方官员心目中，只要上级领导平平安安、行程顺顺利利、视察圆圆满满，采取什么措施、动用哪些手段，给群众带来多大不便，统统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