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者，有权力的人叫公共代理人，行贿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权力，是为了办成他的事情。与现在买官不同。这种情况下的需求较幼稚型需求。

比如说前几年在哈城抓的李小二，他本是一个地痞，利用权力关系到银行贷了六亿。所以他就是利用上层关系办成事情，贷走六亿，还了四亿，卷走两亿去了美国。像这种就是诸如廉价贷款的，第1就是‘寻租者与代理人两者之间比较成本和收益的过程’。这样**有多严重，就取决于代理人利用权力提供的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比如说宗教可以代替法庭裁决，地痞可以代替警察，社团可以代替政fǔ。第2个就是说‘其他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如李小二可以不去勾结组织部长，他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这样就有替代性了。第3个‘寻租费用在谋求sī利的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就是说还要看花多少钱。第4个是‘寻租者之间的竞争’。这就够成对权力服务的需求弹性。而权力服务这边，一个官员在什么情况下会**就取决于官员为了获得既有的权力花了多少努力。如果官是买来的，那么他就很容易**，要收回成本，多年未当官花费的努力就叫沉降成本。这个成本可能永远也收不回来，怎么办只能在当官的几年加剧的**。3‘为补充资源所需的费用决定承担的风险，与寻租者索取的权力服务的报酬’。就是说要当好这个官还需要资源的不断补充，需要左右手，需要有人来吹捧。这个补充需要费用，然后就有预期的风险，预期风险索取权力服务的报酬越高。有人说严惩贪污就可以杜绝**，这个跟理论上就不太一样。严惩贪污有人就不敢**了，但是有人却**的更厉害了。可以因为别抓而不做了，也可以收取更多的贿赂，因为办事的风险更大了。4‘预期以既有权力为基础还能获得新的多大的权力’。5‘代理人权力因为年龄身体状况政策变动市场结构等影响权力的折旧率发生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所以才有‘59岁现象’。就是快退休的人贪污的劲头就比较大。因为快一年了就想着赶快贪污，年轻的话就说还不着急，当科长时就等着当市长在贪污，那这二十年就不会贪污了。还有一种是提拔我的领导快下去了，我也快下去了，那么在这之前我要贪污。所以在反**的前提下十六届四中全会是一个重大反**的契机。党中央最高层在完成了权力交接以后，新的领导上来了。所以前几年**为什么那么严重，可能跟他们要下去有关。新上来的领导还得换一批人，从这一角度来说华夏有反**的非常好的机会。

这些经济学理论包括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理论都很有意思。一看就知道我们研究的太少，应拿出更多钱设立研究机构，对所有这些问题设立更多的课题结合我们的案例进行一非常详细的讨论。因为抓人这个事实需要慎重的，在转型期什么算是犯罪什么算是不犯罪有时是说不清楚的，有些时候可以枪毙但有些时候就可以放了，差别就这么大。因为是一个变化过程就必须结合实践，很多案例的研究追溯处理举例说明等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一边反**，一边工作一边加强研究。

有一位香港学者，他比较客观的研究了**问题之后，提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把一般**和系统化**应该区分，前者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类无法免除的症状，一般**是有人有权力就有；而系统化的**是要反对的，我们现在反对的是系统化的**。他的意思是只有靠**润滑剂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化的权力寻租行为，说华夏社会还没到这步，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来解决问题。说什么时候社会到达这种离了**就动不了，这个社会就完了。印度泰国就到达了这种程度。有人说到达那种程度就好了，就公开了，投资者也愿意来了，办事准备好钱就行了。那个时候公开化制度化，还不能搞暗的。按标准找科长处长局长都公开明码标价。

这说法我觉得很不靠谱，他说那个时候检查科长是不是比标准价多拿了。但这样就没完没了了，那国家也完了，大家都成了**病了。所以他的第二个结论关键是反对系统化**，系统化**主要发生在不发达地区，两种主要的**是立法和行政**。前者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后者要加强政fǔ对权力的监督。第三个‘**通过下列方式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公共服务费用、抑制了外国投资、资源从生产转移到非生产、降低了政fǔ和社会制度的公益性、抑制了长期sī人投资和积累资产、将大量企业家的能力从经济创新活动引导到**和黑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