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克列孟梭等理论家、思想家或者爱迪生等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华夏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小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韧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不能化身千万，就需要官吏，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扯淡么？

当然，万千官吏中，终究还是会出些愿意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因为要维持统治而不得不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这些官在发现天下大局不妙的时候，就会推行改革。

萧客这几年身处基层，对华夏改革的理解，已经逐渐由当年的理论理解，开始深入下去，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方面，更多的问题。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于华夏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强行压制，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社会的大转型，成功的要决在于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

改革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华夏，任何一项改草，都必须得到最高掌权者的支持，都要得到尽可能大的权力，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称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