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持续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媒体价值超然的本色。

领导干部看新闻节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华夏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政治工具，我们的党通过这些喉舌和工具，传播党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能够为各级领导干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南。还有一些领导干部，通过电视新闻报道这个小小的窗口，能观察到、揣摩到上级领导的动向和意图，以及重大的人事变化。新闻报道不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标。新闻所谓的价值，与新闻的阅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新闻其实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

媒体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的问题。其实是谁掌握了发言权，谁就掌握了解释权。读者明天要看的东西尽在媒体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么，他就得看什么。在媒体是涂涂划划。可在读者那里却是权威发布，成了可以引用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没有办法写成白纸黑字的东西，何况一个社会。

和媒体较劲大多数是自讨苦吃，最好的办法是迅速找到关键人物进行沟通，息事宁人。

真相捂得越严实，谎言就越流行。

新闻的工具论具有两重性：一是新闻从诞生那天就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宣传工具，不管新闻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选择什么样的所谓事实，其最后落脚点还是工具上。应该说这个工具的威力是极其强大的，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另一层面是指受众，他们把新闻当成提高学习的工具，也利用这个工具来达到一些个人目的。正因为有新闻工具论，才导致了新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在今后会越来越膨胀，它在解决了真与假的问题后，开始围绕制造矛盾、解决矛盾这个怪圈不断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使新闻在满足一切后再摆布一切。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很难用法律去丈量。

媒体是座资源丰富的宝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和经验去挖掘了。

舆论会象一把利剑不见血地刺中要害。但这把利剑是双刃的，未伤人就肯定伤自己。

中西媒体的差别在于，华夏的媒体隶属于政府，而西方的媒体是不属于政府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种天然的对立，媒体才有其“第四种权力。之意义，而政府对媒体的戒备亦由此产生，此一现象不分国别，西方国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种“对立”的意识和能力上，西方更富于政治经验；而华夏对西方记者的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在信息传输越来越发达、公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压制媒体报道和封锁消息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没有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造成的基层政府的政治腐败，萧震甚至认为这是华夏社会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华夏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萧震的廉政灶和禁再令被看做是他上台后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实不想

吼；一久。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从何烧起？新书记一上位一幕么打开局面？就要靠批评，靠舆论监督。这批评和监督的，都是前任的问题，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毫无顾忌，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建立政绩的机会。还有。他还需要借此机会整顿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借问题的揭露，正好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