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是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比**当年所关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强大的多，它们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既妨碍中央作出符合最大多数公众利益的决策，又妨碍中央政令畅通，还毫无顾忌地挤压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空间。

一般性地强调中央权威和简单地呼唤民主，无法形成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萧客对此也只有一个模模糊糊地考虑，觉得应该考虑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提利益集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妾者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上的那些强势集团，比如日后强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能源奎断利益集团等。其实，普通民众也可以成为利益集团。比如说农民工、工人、农民、白领、媒体、渴望生第二胎的民众、主张废除刑法第张条的律师群体、主张待遇不低于公务员的教师群体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利益集团。

成为利益集团不是说仅仅是身份相同、有同样的利益诉求就可以了。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一致的、普遍的利益，并为此去表达、去行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否则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集体性的表达和力量，只能是以介。体的单枪匹马去应对强大的利益集团，无能为力，徒增悲剧。在萧震的前世，力旧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主张建立工人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就是希望把工人单介。的争取变成集体的争取，使这种争取变得强大起来。该话题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烈讨论。包括全总某位副主席在内的很多代表委员赞同这种做法。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在有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好一些，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0至旧。事实证明，工人只有组织、强大起来，这种争取才会有良好的效果。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有哪些不是通过这样的争取得来的呢？八小时工作制是工人运动的结果美国黑人的平等权是黑人平权运动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的选举权是宪章运动的结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些权利，毫无疑问都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博弈的成果。所以，如同“唐”这些社会上被损害与被侮辱的民众也应该成为有自主意识的利益集团，去与漠视、损害他们利益的利益集团去争取、去博弈、去形成压力。

然而作为有志于改善这一情况的政府官员，萧震觉得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国家和政府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应该允许人们为了从特殊利益集团争取正当的利益而进行博弈。各种具体的博弈方式完全可以纳入法治的轨道，它是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允许正常合法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总比人们找不到合适的利益诉求渠道而发生群体**件要好得多吧。有人会担心，如果铁路、民航的工人举行罢工，那国家不是要瘫痪了？其实这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比如可以规定，公营部门的员工不得举行罢工。或者规定他们可以举行罢工，但是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服务，必须保持铁路、航班的正常运营。这些东西国外都有现存的规定可资借鉴。试想，如果唐、孙、张有正常的诉求渠道，有组织力量的支持，他们会采取那种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吗？

这个国家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不应该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不应该让人们的良心一次次经受这样的酷刑。

萧震终于停止了不断的敲打，却转而拿起旁边的纸笔，写下了两行字：“民权救济威权，威权支援民权”

人民争取各项权利的依据主要是中央通过的法律和政策，人民的权利得到伸张，他们伸张权利所依据的中央的法律和法律就能得到遵循；中央的法律和政莱得到良好的遵循，中央的权威不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了吗？中央的政令不就在这个过程中畅通了吗？反过来，当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和部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央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民众的正当要求。人们会看到，中央政府通过一次次案例似的冲突解决，通过这种案例似解决的示范作用，通过对于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合理利益的打压，人民的权利得到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得到强化。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