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领袖群体，官衔的称谓渐渐地消失了。“老变小”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禁锢。反正大家都是顽孩子，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刘鎏站在门球场外，认真地看这些人打球，脑子里却不停地思考问题。姑夫他们五个人是红队，披的马甲是红底白字，另外五个队员是白队，披的马甲是白底红字。白队的6号球员已经过了二门，正在向三门和终点柱冲刺，只见他用脚踩着自球，闪击他球，用力不准，打得不好，马上招致一片“臭球”的辱骂声，这老头性子倔，扔下球槌，蹿到叫喊最强的那个家伙跟前，伸手就是一拳，两个人立刻厮打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前劝开，比赛才得以进行下去。

三十分钟的一场时间到了，刘鎏的姑夫所在的红队得了十九分，险胜了白队，白队的人情绪有点沮丧。刘鎏的姑夫兴高采烈地回到周边的座位上，找自己携带的矿泉水喝时，看到了刘鎏，知道刘鎏有事情找他，就脱下球衣，扔给了另一个老干部，说你不是早就着急了吗？你上吧，记住，只许赢，不许败，把今天的记录保持下去。然后对刘鎏说，大楼里太嘈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回家。

老干部活动中心离刘鎏的姑夫家很近，很快就到了。

刘鎏的姑夫坐下来，在听刘鎏说自己在市里打听到的情况时，一直没有说话。刘鎏说：“姑夫，机会终于到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老人家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开口说：“公选，公选，就是公开选拔呀。以前市委也搞过，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已，这一次方法、步骤与往年不一样，看来要动真格了。不过，小刘，你也别太得意，咱们中国的事情历来复杂，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儿，谁也说不清楚。”

刘鎏说：“姑夫，我担心的也是这些，可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刘鎏的姑夫说：“应对什么？全靠你自己的实力。我这些年来，仔细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吏制，很有一些心得。但凡开国元勋们，都是靠文治武功起家的。开国初期，官员实行的自然是分封制，立过战功的人，只要没有死在战场上，都能得到一个职务。咱们县一高中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军人当的。那时，我在那里读书，这个校长很尊重老师，爱护学生，放开手脚让懂行的人干，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上年纪的人说起来，他确实是一高最好的一任校长。可这个军人毕竟是个粗人，当学生们顽皮时，惹他恼了，掂着手枪满院子追赶学生，一直追到了学校那个葡萄架下的井台上，把我们都吓坏了。到了和平环境中，枪杆子只能起到对国家的保卫作用，治理天下最终要靠文人，可文人就不能靠自己的功劳了，于是才有了讲政绩这样的要求。这个导向实际上是不行的，助长弄虚作假，掠夺性经营。因为大家都靠这个向上进步，不搞不行啊，这样下去，就会带来不少社会弊病，突出的现象是跑官要官。领导上常常在大会上，批评别人跑官要官，其实不跑不要怎么行？不跑不要，上级就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那些跑的要的人都用不完，怎么能够轮得上埋头苦干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主要领导，也要扪心自问，他自己有没有跑过要过？所以最终走向公选制度，从能力这个角度上选拔人才，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啊。”

刘鎏听着姑夫的谈话，不过是空泛的议论，对自己考试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没有往心里去。

老人家的谈兴越来越浓：“这些年来，国家已经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验，参考了日本、欧美各国的经验，把公务员制度实行了，其他方面也都在试行过程中。这种改革是缓慢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有的体制彻底打破。新体制必然是长在旧体制的肉芽上边，要达到真正的新用人制度出现，也许还要许多年才能完成这种改造。小刘，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猫腻儿，而是你们这一批公选上的人怎么用。要是找一些不起眼的小单位塞进去，同样是埋没和糟蹋人才。”

刘鎏说：“我听陶科长说，这一次公选是要向县级政府官员方面配备的。”

刘鎏的姑夫说：“我看未必，现在，县政府的副县长们有徐立身、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又多了一个非党副县长周志茹，一共八个了，恐怕要受职数限制，不可能再增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