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黄的笑话，好不快活。

到了京里，杜思宝感到自己基本上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他起草的文本不过是通过宋书记自己的渠道递了上去。让杜思宝比较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见到大首长的儿子。刚刚到京时，他们住在了大首长的儿子已经派员为他们订好的北京饭店。这是一个唯有大首长和国家级外宾才能出入的地方，武警盘查很严。宋炯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其余三个人住一个房间。

宋书记在房间里，唯一一次大领导派头地严肃地挥挥手，让他们三个出去，自己拿起内线电话，不知和哪些人通了半晌电话。然后，大首长的儿子派人把宋炯拉走，两天两夜不归。发改委的副主任神秘地告诉杜思宝，宋书记一定是和大首长的儿子一道，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神秘之处活动去了。

宋书记回来后，仍然由那个接他出去的领导带领，一连几个晚上，分别去了不少地方送礼。司机必须去，发改委的副主任和杜思宝却没有资格跟着去。只有一次，他们要往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送那块石条时，这一行五个人才一同前往。司机、杜思宝和发改委的副主任三个人当了一次民工，吭吭哧哧地把石条抬进了那个大院。除了见到一个年轻的小保姆，指挥他们把石条放在了一个地方，连个别的人影也没有见到，就退出了那个大院。宋书记上车前，就开始吹起了口哨，曲调仿佛是运动员进行曲。杜思宝想，这个人五花八门的，都是些下三滥的勾当。

十几天下来，宋书记和杜思宝的关系更加融洽了。他们到八达岭长城游玩时，站在烽火台上，宋炯好像诗兴大发，对着蓝天，大呼一声：

“啊，

长城——”

大家瞪着眼，等待宋炯的下文，半天没有说出什么来。

杜思宝催促他：“宋书记，把你的诗吟下去呀！”

宋炯憋了半天，嘟囔着说：“…真毬长！”

一行人开心地大笑起来，杜思宝奉承说：“宋书记，用这种句子更加耐人寻味了！”

宋书记非常得意，在下山的路上，特意问了杜思宝的出生年月，并且说，那我该称呼你为“杜哥”了。杜思宝忍了忍没有答应，当然也不敢冒昧地称呼宋炯为“宋老弟”一任宋书记不再叫他杜局长，在“杜哥，杜哥”地胡称乱叫的同时，开他的国际玩笑，搞一些恶作剧。

等到发改委的副主任带去的那一个保险箱里的人民币花得差不多时，事情全部搞定了。

回来后，杜思宝对这一行的活动，一点也没有透露给范哲，范哲也不敢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