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从轿子里伸出头来，摇着扇子对抬轿的人说：“不要叫我老爷，叫我公仆！”在这种人生体验下，更能够品味出讽刺的辛辣来。

到了广州，朋友们早已恭候。洗去浑身脏臭和疲劳，一边办理出国的手续，一边让朋友们饯行。“喝吧喝吧，书记远行，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到了马来西亚，可别让洋妞们留下，弟兄们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劝酒的热诚，弄晕了整天麻木的神经。

诚友这位老兄办事真的得力，他与周守信一道在几天内很快办齐了签证、机票、货运单。也许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许当时人们对于出国还觉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只组织了六个人，除周守信、甄诚友我们三个外，一个是鸭阳市用指头写字的“书法家”一个是福陵县的玉器商人，一个是一心要做国际粮食贸易的老太太。到广州聚齐后，因为周守信说，马来西亚人顶多知道中国有个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还有什么鸭阳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镇”在外地打不响一样，我们鸭阳市虽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市，在外国人的头脑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

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这个临时的省级机构，我们自己申报，自己批准，没有上税，没有稽查。同时，我们在广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致的胸牌和旗帜，无非是到了对方机场时有利于辨认。虽然牵头人是周守信，我因为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官员，就荣幸地当选为“团长”名头十分响亮，一下子由穷乡僻壤的“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大员”很壮我们这次友好出访的行色。

腊月十二下午，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准时起飞。在这里只给予了例行的安全检查。本该“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却不料一飞冲天，背道而驰，又向东飞行到厦门机场，落地后又走出飞机，在那里的登机大厅绕来绕去半个多小时，才正式办理了出国的有关手续，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然后飞了七八个钟头，飞机终于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陌生国度的大地上。临近降落时，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灯火辉煌，一落在槟城机场，真的如同白昼。

出了机场，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联系好的当地华人，组织了六台高级车辆欢迎我们。按照新闻写法的顺序，到机场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长许岳金先生夫妇、华人周丙南夫妇、华人槟城议员、周氏族长周参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绍以后，有两个妙龄少女走上前来，给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套上了一个像是中国的木槿花编织的花环，在照相机镁光的闪烁下，我们六人“骑葫芦过河——充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异国他乡做青天白日梦。

许岳金、周参同二位先生送到住处之后，寒暄一番就告辞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们。到街上一个华人餐馆用餐，吃的“欢迎国宴”十分简单，不过是像旅游团队安排的饭食一样，一荤三素四个菜一个稀汤，白米饭随便吃。

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国外，华人社区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然后集资建立祠堂，一个姓氏搞一个聚会地点，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同姓相吸、祭奠祖先。仅看到这一点，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