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地地以处长的眼光俯视全处。如果我是处长，我会是个民主的处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处长实施主民是最舒坦的，因为实施主民才能保证我的利益最大化，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如有些人以正人君子的口气大骂腐败之祸害，其实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真要是把权力交给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接下来，综合二处还真进入了民主的世界，因为办公厅后勤新成立了一个服务中心，赵忠调去当书记去了，一时间我成了“代理”处长。我胸有成竹地想在“代理”期间干点实事，但是干什么实事却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每天都不明白自己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只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盼着能向谁汇报一下工作，至于向谁汇报、汇报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代理”处长不能没有领导，我知道我病了，我当副处长已经当了十年，已经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的方式，如今仅仅靠“代理”两个字改掉我的习惯、改掉我的生活方式，太难了，我甚至开始留恋赵忠当处长、我当副处长的日子，最起码知道向谁汇报工作。“代理”处长的位置没给我带来任何新鲜感，倒好似一件旧衣服箍在身上，很不舒服。

当然，我还是很快找到了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就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怎么办？我的经验是，要想远航就必须登船，哪怕是贼船也要赌一把，否则，只能永远在岸上徘徊。人生苦短，我不能再徘徊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对我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我像男人一样扬帆远航。

然而，我让母亲失望了，别说远航了，自打从《清江日报》调入市政府办公厅，我就窝在了综合二处，我觉得我就像我家邻居养在笼子里的公鸡。最近我发现那只公鸡不只是在黄昏打鸣了，而是随时打，特别是白天几乎要叫一天，有时大半夜也引吭高鸣一声。我一直不明白这只鸡为什么乱叫一通，是不是精神紊乱了，自从我当上“代理”处长后才明白，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鸡不是在叫，而是在求助、在呐喊：“救救我！放我出去，我要自由！”眼下的综合二处，对于我而言与那只装鸡的笼子何异，我的处境与那只鸡何异？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命运对我不公。

在大学时代我就向往自由，考大学前我最想研究的专业是“自由”专业，结果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这个专业，不研究“自由”人类怎么可能弄清亚当的第一种自由与第二种自由的区别？《约翰福音》中指出：“认识真理吧，真理会让你们自由。”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政之后，我才渐渐明白福音书上的话，其本义是：“认识权力吧，权力会让你们自由。”权力不仅给了人们自由，而且是一种选择善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但这不是自由的奥秘，自由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强制与压迫。是要理性，还是要非理性，这是个问题。是要幸福，还是要自由，这是问题中的问题。我已经没有时间为这些问题苦恼了，因为我有本能、我有欲望，我不能为了该死的自由抛弃本能和欲望，因为本能和欲望是我幸福的基础，为了幸福我愿意做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奴隶。既然大家都不想知道高于人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冒险？不，谁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谁不知道“枪打出头鸟”？这次综合二处的“政变”我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虽然还没有烂，但是有烂的危险，怎么办？我绝不能让椽子烂了。我要让这椽子成为我登船的木筏。

眼下有可能登上的船只有一条，那就是彭国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赵忠有幸登上刘一鹤那条大船那样登上彭国梁的大船，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可能不是彭国梁要找的船员。我知道即使赵忠离开了综合二处，去了服务中心，后来又辞职下了海，并未追随刘一鹤去省里，但赵忠仍然在刘一鹤的大船上，而且很可能在船上的位子比以前更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成为彭国梁这艘大船上的得力水手，但我清楚我可能不是彭国梁心目中的理想水手。然而作为一名水手生来就应该到海上去漂泊，哪怕死在风暴里，也比在岸上望洋兴叹强。当然强行登船是登不上去的，我煞费苦心地向彭国梁展示我的航海本领，期待彭国梁能给我一个机会。

但是，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彭国梁常务副市长上任一个月，就亲自选任了综合二处新处长，我的“代理”两个字又换成了“副”字。新任处长叫杨恒达，是给老领导当了五年秘书的人，看上去虽然其貌不扬，人也随和，但是老领导是什么人？那是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主心骨，给这样的政治家当了五年秘书，武功了得。

果然，杨恒达上任不久，我就发现综合二处进入了“后朕时代”自从与黄小明探讨了“朕文化”以后，我就把综合二处的发展史划分成了三个时代：“前朕时代”即肖福仁当处长的时代；“朕时代”即赵忠当处长的时代；现在是“后朕时代”也就是杨恒达当处长的时代。不过三个时代的本质都没有变，都是“朕文化”工作性质也没有变，就是“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对于综合二处来说，所谓“圣人”当然是常务副市长彭国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