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如果吴达功真能静下心来，仔细地想想马其鸣的过去，就会发现，这是他惯用的招数，只不过每次对象不同。当年做县委书记时，红头文件下了一个月，赌博之风还是禁不住，马其鸣就用这招，一夜端了十二个赌博窝点，当场没收赌资三十多万，一夜砍掉十多顶乌纱帽。都是不幸撞到赌博桌上的，其中就有他最器重也最看好的县委办副主任，一个怀才不遇、爱发牢骚的笔杆子。在开发区，不是赌博，也不是酗酒，是他最深恶痛绝的嫖娼！你真是想不到，天下哪有那么多娼？小小的景山开发区，似乎一夜之间，就像候鸟迁徙，突然地飞来一大群鸟，搅得真是没法安宁。这种事儿你没法发文件，也不好在大会上讲，但它确实影响极坏。不说别的，单是每天从工棚中，角落里，甚至山脚下随风卷起的那种套具，看了就让人恶心得睡不着觉。怎么办？马其鸣只好把它交给派出所，抓，抓一个奖五百，抓一对奖一千。无论啥人，只要撞到枪口上，没说的，从开发区走人！正是这事，他开罪了开发区不少领导，包括曾副指挥。谁没个死党啊！他把曾副指挥的同乡兼得力助手，一位已经五十岁的高级工程师给打发走了，带着羞辱回了原单位。当时曾副指挥是求过情的，让他高抬贵手，放同乡一马，后来又跟他拍桌子：“马其鸣，你到底想做什么！”

是啊，到底想做什么？带着这个疑问，马其鸣来到驾驶学校，望着台下一百多张灰蒙蒙绝望的脸，问：“你们说，我到底该拿你们怎么办？”台下鸦雀无声，马其鸣久久地注视着一张张低垂的脸，这是警察的脸，这应该是充满正义、充满威严的脸啊！可此时，你瞧瞧，你瞧瞧，简直…终于，他发话了，他说：“这么着吧，我也不逼你们，我手里有张表，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填，也算是一次自我批评吧。”

警察们松了一口气，等表拿到手上，脸哗地就绿了。

表上的内容很怪，几乎从没见过。除了姓名、职务、单位，还有婚否、爱人姓名、感情状况、家庭收入。再往下填，警察们就越发疑惑了，你犯的哪一栏，只需打勾，其中有酗酒、赌博、不良男女关系。接下来是你犯了几次，也是选择，一次、若干次。然后一栏是几个问题，值吗？对得起谁？最后一栏，也是最令填写者犯难的一栏，几乎所有的人，到这栏都停下了，拿着笔，却怎么也搁不到纸上。

你能保证上面所填属实吗？拿啥保证？

空气静止了似的，压抑得令人想哭。

马其鸣走下讲台，默然离去。

交上来的表格一份比一份沉重，马其鸣仔细地审视每一份表格，他的目光每次都会沉沉地落到最后一栏里，那儿才是他想要的东西。

可惜，除了少数几个填的是属实，拿党性，或人格之类的铿锵之词外，多的，竟是一片空白！

这样的空白令马其鸣满意。

他跟监察组的同志说：“让他们回去，不做任何追究，但是，大练兵不能放松。”

这场风波就这么无声地平息了，包括马其鸣本人，也觉得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在后来跟袁波书记的汇报中说，当时他也很矛盾，真的不知该怎么处理，是一位犯人教给他的方法。“没什么比良心的不安更折磨人啊！”犯人这样痛心疾首地说。“当然，我这法儿简单了点，也不乏草率，我向组织检讨。”他又说。

大练兵进行到中间，人们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吴达功请假了，病假，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找袁波书记。袁波书记看完病情诊断报告，轻轻放桌上，问：“跟马书记说过了吗？”吴达功点点头。“他怎么说？”袁波书记又问。吴达功吭了一阵，说：“他同意。”

“那好吧，肝上的病应该及早查，打算去哪儿查，要不要市里帮你联系？”

吴达功说：“不用了，我打算去西安，那儿有个老中医，我是从医学杂志上看到的。”

袁波书记没再说啥，甚至没问工作交接的事，只跟秘书轻轻说了声：“送客。”

三河市公安局立时陷入了混乱，两位主要领导不约而同地请假，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本来公安局的班子就是一个敏感话题，这下好，竞争双方全都撂了挑子。这出戏，看马其鸣咋往下演。

马其鸣似乎泰然处之，并没表现出人们暗想中的惊慌和无措。他只是召集中层以上领导，简单开了个会，将工作临时交付给局里最年轻的副局长，然后坐车走了。

六月的贺兰山风光旖旎，山野一派娇艳，芬芳的山花开满人的视野。马其鸣赶到贺兰山时，已是第三天下午五点，夕阳西斜，霞光均匀地涂抹在大地上。站在山下，马其鸣内心涌起一股少有的冲动。

来贺兰山请秦默，是他突然作出的一个决定。没有办法在李春江和吴达功二者之间作出取舍时，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秦默是在车光远事件后突然提出辞职，住进山下这座疗养院的。他女儿跟女婿都在疗养院工作，住在这儿，等于是住进了家。马其鸣对秦默并不熟悉，但对此行，却充满了信心。

秦默早早候在大门外，看到马其鸣，他愣了一下，没想他真会来。之前秦默已接到电话，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要他无论如何，跟这个不速之客认真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