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被华安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干脆想都不用想。戴向军想了半天，除了所谓的南方工作站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价值来了，而作为南方工作站的价值已经被利用过了，要不然，凭什么依长征同意我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华安下面？已经被利用过的价值就不能再被利用了，天安必须对华安有新的价值，才有可能使依长征为天安提供新价值。但是，对于华安集团来说，天安能体现什么新价值呢？戴向军呆呆地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烟都抽了半盒了，也没有想出一个能与中继线对等的价值出来。

戴向军从床上起来，上厕所，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周柏林说的对。不行。

“他妈的！”戴向军把毛巾一摔，禁不住来了一句国骂，仿佛自己一个绝妙的商业创意被依长征给无情地否定了。

当然，他是下意识的，并不是真骂依长征，依长征并没有错，再说你还没有向人家开口，人家也没有说不给你，你凭什么骂人家？

依长征？！戴向军突然一个激灵，脑袋歪向一边，猛地一想，耳朵上方像忽然开启一道缝。

对呀！戴向军想，天安公司对华安集团或许没有价值，但我戴向军本人对依长征不一定没有价值呀。依长征虽然高高在上，但职位再高，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工资总不会高过国务院总理吧？可国务院总理的工资也高不过我手下的副总呀，天安公司虽然远远比不上华安集团的实力，可我说了算呀，整个天安所有的钱可以说都是我戴向军的呀，我只要动用其中的一点点孝敬你依长征，还不把你撑死？如果你依长征廉正，那么你一定就比周柏林穷，我只要给你比周柏林更多的实惠，你早晚得听我的，如果你依长征是个贪官，更好，贪官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我给你来个锦上添花，难道你不高兴？而只要你依长征一高兴，事情不就好办了？

戴向军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喝一杯牛奶，站在窗户边，向远处了望一番，然后重新坐下来，认真梳理一遍自己的思路，看整个计划有没有漏洞，如果有，赶快弥补，如果没有，则找出重点，分清步骤，逐步实施。

这么一梳理，戴向军就把问题归结到两点。第一，华安集团有没有能力租用到中继线，第二，依长征愿意出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来是最没有把握的问题，但经过刚才在镜子面前歪脑袋一想，反而不成为问题了，只要工夫下到家，总有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关键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假定依长征愿意帮这个忙，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怎么才能知道华安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戴向军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商量。这是戴向军的习惯，遇上自己解决不了或没有把握的难题，喜欢找人商量。他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的智慧远远大于一个人独立思考。当然，对方不能是傻瓜，而是要和自己智商不相上下的人。那么，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又该找谁商量呢？

找陈四宝不行，戴向军已经答应将来在香港发展的时候带着陈四宝一起做，换句话说，陈四宝将来可能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自己的对手，如果现在就把想法告诉陈四宝了，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的底牌给陈四宝看了，将来合作的时候对自己不利。

找柯正勇也不行，因为依长征的关系是柯正勇介绍的，如果让柯正勇知道戴向军要孝敬依长征，那么是不是要连柯正勇一起孝敬？如果不一起孝敬，等于得罪柯正勇，如果一起孝敬，不是成本增加一倍吗？所以肯定也不能找柯正勇。

想到最后，戴向军觉得只有找丁有刚比较合适。因为丁有刚跟自己同辈，好说，另外，他处在本行业管理者的位置，对情况熟悉，能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

丁有刚现在是新成立的南都电信的副总，忙着呢，不是随便哪个人想请他就能出来的，但对戴向军例外，一是因为二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二嘛，戴向军现在是天安寻呼的老板，老板虽然不能算行政职务，但有经济实力，社会上许多事情官员摆不平或不好出面摆平的，往往给老板一个电话就搞掂了，所以，从大环境上讲，在南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气，就是当官员的和当老板的往往容易成为朋友。很多领导在自己下属面前架子拉得很足，但是，对社会上的老板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符合潮流，因为当年南都的流行语就是“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

两个人一见面，戴向军当然不能上来就说中继线的事情，而是先装着纯粹是老战友聚会那样七扯八拉谈一些其他事情。他没想到，就这些七扯八拉的闲事，听得他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