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受丁有刚的提示，着重了解传呼机行业。

通过了解，戴向军知道做传呼机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传呼机本身的生意，简单地讲就是生产或买卖传呼机，另一种做法是自己开办传呼台。对于前者，戴向军不感兴趣。生产传呼机投资大，周期长，肯定不能搞，而买卖传呼机属于小本经营，一个店面一年的收入不过几十万，对于他这样一个曾经几个月就赚几百万的人来说，是看不上一年几十万这样的小生意的，所以，戴向军要做就做后一种，也就是自己开办传呼台。

戴向军把注意力集中到传呼台上。他很快就了解到，当时在南都已经有三家传呼台，分别是南国寻呼、万通寻呼和佳信寻呼。但从发展势头看，此时的传呼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传呼机的使用意识刚刚建立，这时候或许是介入这个朝阳产业的最佳时机。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戴向军联系丁有刚，理由是请他当参谋，帮自己选车。

戴向军已经想好了，他肯定是要下海做生意了，就算主任和同事们对他没有成见，就算他在单位干得很开心，他也想下海了。戴向军发现，同样一个人，有钱了之后和没有钱之前想法并不一样。没有钱之前，戴向军也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但那时候所谓的"事业"，其实就体现在职位高低上。换句话说，就体现在所谓的追求进步上。在部队是这样，转业到地方还是这样。职位越高，就表示事业越成功，但有钱之后，戴向军突然发现以前那种所谓的事业心其实很可笑，因为职位再高，上面也还是有"首长"，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真正的"成功"，而如果下海，自己当老板，上面没有"首长"，自己就是最大的"首长"，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才是真正的有"事业"。戴向军甚至进一步发现，以前那种追求其实是被迫的。在以前那种体制下，要么像父亲一样当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么像二叔叔一样跳出农门当国家的人，而只要当国家的人，就只能靠国家的工资吃饭，包括生老病死也都依靠国家，要想吃得好，死得体面，就得职位高，所以，那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终生追求就是职位的升迁，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而现在不一样了，国家搞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戴向军已经先富起来了，干吗还要留在体制内受气遭约束呢？干吗还要看领导脸色和在意同事的态度？完全没有必要嘛。所以，下海是必然的。既然要下海，干吗不买车？再说，当着那么多战友的面说好的事情，不能说话不算数。

丁有刚听说戴向军真的要买车了，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说买车是你自己的事情，买不买你自己考虑好，不要因为我们几个战友一起哄，你本来不想买的也买了。戴向军说哪里，我早想买了，怕在单位影响不好才没买，现在看来是不是在单位继续干下去还难说，就是干下去，单位买车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怕什么。

两个人见面后，当然首先是看车。戴向军请丁有刚一起来看，无非是找个借口拉近关系，出来说事。这样，草草地看了一下车之后，戴向军就提出找个地方坐坐，喝两口。

两个人坐下，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说话，七说八说，戴向军就把话题扯到传呼机上。

丁有刚笑。

戴向军问他笑什么？

丁有刚反问："你累不累？"

戴向军茫然，不知道丁有刚为什么这样，什么意思。

丁有刚说："我看你就很累。我们俩谁跟谁？说话办事绕那么大的弯子，不累吗？"

戴向军似乎有点明白了，但明白得不是很彻底，所以，就摆出一脸的无辜与诚恳相，看着丁有刚，等着他自己解释。

丁有刚说："车有什么可看的？你自己就是管车的，又做了那么长时间汽车生意，还用我看？你今天叫我出来，恐怕不是请我为你买车当参谋吧？是不是让我为你做传呼机生意当参谋？"

戴向军脸一红，有一种当场被别人戳穿的感觉。不过，戴向军毕竟是戴向军，他会给自己找台阶。

"对！"戴向军说，"你说得对，是绕弯子，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你揭穿了。我受罚，罚酒一杯行了吧。"

说完，戴向军就真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干完之后，还特意把杯口朝下，让丁有刚看，一滴未剩。

丁有刚笑了。说行，你让我帮什么忙？

戴向军说，让你尽快帮我从外行变成内行。

丁有刚说，这还不好办，买一些相关的书看看就是。

戴向军摇摇头，说不行，书他看了，但只能看出一些皮毛，要真想做这门生意，只懂皮毛不行。这不是给公家做事情，是给自己做事情，自己怎么能骗自己。

丁有刚又笑了，这次笑着夸奖戴向军，夸奖他说了真话，并问戴向军："我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