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作报告都喜欢用排比句，字数相同，结构相似，少则三句，多则十句八句，一套一套的，读起来倒是琅琅上口，好像文采飞扬，可是一仔细推敲，大半是废话！明明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偏要凑足十句，明明能用一个形容词表达的，非要绞尽脑汁生拼硬凑，整出一大堆来！就说这‘十个最’吧，‘最急需’和‘最迫切’有什么区别？‘最关键’与‘最根本’又有什么不同？把每一句句末的两个字剪下来，打『乱』了，再随机附到每句的后头，是不是一个样？最可笑的是最后一个最，前面九句，好歹各侧重了一个方面，第十句这‘生活平安最幸福’可说的是什么呢？‘最迫切’、‘最直接’、‘最渴望’…都是就某项工作的紧迫『性』、人们的关心程度及意义而言，字斟句酌缀上的形容词。‘最幸福’和它们也挨不上呀，混在里头，不伦不类的，太滑稽。又如‘牢记宗旨抓民生，深怀感情抓民生，凝聚智慧抓民生，集中精力抓民生’，听着气势磅礴铿锵悦耳，其实呢？说来说去，不都是车辘轳话、套话、废话？干什么事业不需要‘牢记宗旨，深怀感情，凝聚智慧，集中精力’？恕我直言，象这种用哪儿都合适的词汇，堆得太多了，只能让人感觉矫情。要我讲，就两字：‘真抓’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感情呀智慧呀精力呀什么的，有这咬文嚼字的工夫，不如干点实事！”

这无疑是旁敲侧击，夹枪带棒，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看上去在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字表述问题，实际在说宣传部。外间屋出现了冷场，长时间的冷场。可能是潘部长感到了市委书记对自己的不满，还可能有些委屈，只以不再开口制造冷场作为回应。我却感到此时丁『露』贞作为发出诘问的人肯定心里也不舒服，甚至很激愤。而激愤的由来八成是因为我半夜抢白她的结果。我怕他们谈话跑题，便急忙走出里间，来到外间，问：“『露』贞书记，我可以听吗？”丁『露』贞道：“可以可以，你还可以发表意见！”其实，发表意见才是我出来的真正目的。

我见她们还是冷场，就说：“我能不能提个建议？”丁『露』贞道：“你讲。”我说：“是不是把冯小林作为‘优秀公安干警’和‘精神文明建设典型’树起来呀？”潘部长道：“冯小林是谁？是咱们平川人吗？”丁『露』贞道：“康赛，你把冯小林的情况跟潘部长说说。”我便把我所了解的冯小林详详细细地诉说了一遍。潘部长听了一个劲摇头，唏嘘不已，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么年轻，连对象还没来得及谈啊！”丁『露』贞道：“对冯小林进行宣传报道是应该的，但是不是树为典型还可以研究。另外一个人也值得宣传报道。”潘部长道：“谁？”丁『露』贞道：“刘梅。”潘部长又问：“刘梅是谁？怎么这几天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英雄人物啊？”丁『露』贞便把刘梅是何许人也说了一遍，最后提到，在座的康赛同志在整个事件当中做了大量工作，是不是也报道一下？只是在角度上怎么把握一下。不提我还好，一提我就让我想起周围的人们对我与『露』洁的非婚同居的非议。我说：“算了吧，不要报道我了，因为非议太多；而且刘梅也不要报道，一报道刘梅就又牵扯到我，不好。刘梅受到了我的连累，不光受苦受难，连报道一下的机会也被剥夺了。我真对不起她！”

潘部长道：“我谈谈自己的意见可以吗？我的意见是与『露』贞书记相左的。”丁『露』贞道：“你谈你谈，今天咱们就是研究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潘部长道：“那我就斗胆了——我感觉，冯小林和刘梅都不应该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在孙海『潮』死了以后，武大维被双规，组织上正调查他们的这个节骨眼上，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这就受到局限了。什么局限呢？就是反面典型的局限。因为，只要一报道冯小林和刘梅，必然要写出事实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武大维和孙海『潮』搞**的背景。这怎么行呢？咱平川那么多干部，天天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干工作都没人宣传，而武大维和孙海『潮』出了问题反倒大张旗鼓宣传起来了，你们想想，合适吗？揭『露』**，弄不好就变成了张扬，让不会的也学会了。咱们平川的主流、主旋律是什么？武大维和孙海『潮』能代表平川市的主流和主旋律吗？不能！那么，连带出现的冯小林和刘梅的事迹，只要一报道，就让人感到我们平川光剩问题了，而且一个好人竟然牺牲了，另一个好人也险些牺牲，是不是这个世界太灰了？老百姓看了这种报道会鼓劲吗？会有多大副作用你们考虑过吗？”

潘部长似乎打了翻身仗。把丁『露』贞刚才揶揄他的话，整个来一个大翻盘。他抓住副作用问题将丁『露』贞和我的意见整个否了。而且似乎说得有理有据，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