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椅子坐下，抬着头看着她，想跟她软磨硬泡一会儿。这时她急得在屋里转起磨来，像撞笼的困兽。我说：“你究竟说不说？”她非常坚决地说：“根本没有的事，你让我说什么？”

我一见这种情况，就不便再说什么了。我摇摇脑袋说：“那就对不起了，打扰了。”我有些无奈地起身退出来。我来到外间的时候，发现那个打电脑的年轻姑娘已经不在了，只把制服搭在椅子背上。我继续爬楼，挨个屋找人打听，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全都摇头否认。没办法，我走出大楼。我估计丁露贞已经给这里打过电话，而且我估计打也白打，因为一个领导都不在，丁露贞不可能给办公室打。我挠着头皮走出检察院大院，打算打一辆车，但我一拐弯却看见一个穿白衬衣的姑娘正躲在墙垛子后边。她拉了我一把，说：“康赛处长，你跟我来！”说完就转身径自走了。我有意和她拉开十几米的距离，左顾右盼地做出闲散状，但一直跟着她走。结果到前面拐角处她就往左拐了，然后进了一家小饭馆。我走过去以后，左右看看，见没什么异常，便蹩了进去。姑娘此时已经坐在一个角落，因为这个时间早过了吃饭的高峰时间，所以，屋里没几个人。我见收银台旁边立着一个竹篾的屏风，就对收银小姐说：“能不能把屏风借我们用一下？”小姐说：“可以。”我便搬起屏风往屋子角落走，摆好以后，我才躲进去。此时，姑娘冲我赞许地点头一笑。

我掏出烟来，点上一根，抽起来。姑娘说：“这里也不安全，咱长话短说，我说完就走。是这样，前不久，咱平川市的金玫瑰花园项目不是出事了吗？十几亿的集资款都被卷走了，有关方面拼命捂住这次事件，但终归纸里包不住火，省城就下来几个记者，打算采访一下，回去写个内参之类的。可是他们都铩羽而归，无功而返。因为凡知情人都被打过招呼，谁说出去谁要承担责任。谁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凡是知情人，虽不知道此事涉及孙海潮，但都知道这是市里的项目，不愿意给市里抹黑。所以，就都老太太吃切糕――闷口了。但有一个女记者，据说是一家省报的，偏偏不走，她深入群众，多方走访，掌握了大量事实和一手材料。就在她要离开平川的时候，市委办公厅的刘志国带领检察院的人截住了这个女记者――想必你认识刘志国――咱在这里暂且不评论他，因为我还不知道你的立场。单说这个女记者，在检察院遭到了逼供，检察院让她缴出记录，她说，我就是用耳朵听的，没有记录，结果就挨了好几个耳光，打得她耳朵嗡嗡响，一直听不清声音。她大声喊叫，要求放人，但自从被关进来以后就再也没被放出去。起初她被关在市检察院的拘留室，两天后送到了三柳县第一看守所。我听我们主任说，这个女记者拿了一个企业家的二十万贿赂，打算告孙海潮的黑状，因为那个企业家与孙海潮有仇。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但我同情那个被扣的女记者。现在检察院正在准备文字材料，打算对这个女记者提起公诉。罪名就是索贿受贿。”姑娘说完就站起身来，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意思是不让我站起来送她，便走出小饭馆。

我则继续抽烟，一根接一根。如果有的人别有用心，就像刘志国采取的办法一样，硬把一个银行卡塞给你，同时又给你录了像，你还能说得清吗？在其他情况不可能有你说话的机会，而在武大维的地盘里，能让你辩解吗？此时我心情十分复杂。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发生这种事！好在貌似铁板一块的检察院终归有说直理的人，有心存良知的人。我把姑娘的话回顾了一遍，竭力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时，我就想起刘志国对刘梅也说过有个企业家要相对象，而且也给了一个二十万的银行卡。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我思考了一阵子，没有答案。我走出小饭馆，临出门时给收银台交了五十块钱。

出了门，我就打了一辆车，直奔市委大院斜对过的南渥茶馆，进了茶馆以后就给刘志国打电话。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天我还就跟你干上了！时间不长刘志国就神色黯然地走了进来。我又是劈头就问：“给你银行卡的企业家叫什么名字？”刘志国一愣，反应了五秒钟，然后说：“无可奉告。”我说：“刘梅已经同意和企业家见面，你总得让她知道点什么吧？”刘志国道：“现在人家企业家已经反悔，不想和刘梅谈对象了。”我说：“你就狡猾吧，一抓一出溜，这对你是绝对没好处的！你只有配合我的调查，才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刘志国道：“你现在是丁露贞的准妹夫，你不是为公家调查，而是为丁露贞调查，目的是把别人弄进去，把她洗出来。此外，还能怎么样？你以为我是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