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我有三个不理解：一、你们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唱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圈怎么这么起作用？”

赵启功微笑着，很有风度地回答说：“小平同志画圈的地方就是深圳，就是决定搞特区，搞特区的这个决定符合中国人民打开窗口看世界的渴望，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这个圈就起了作用。”

威廉议员反问道：“我想请教一下副省长先生：这是不是一种个人迷信？”

赵启功反应机敏：“议员先生是中国问题专家，想必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不幸历史。如果说个人迷信，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相当利害的，可是，毛泽东在邓小平问题上画圈，三次把把小平同志打倒，因为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最终没有起作用，小平同志还是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

威廉议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开会的时候，只有一个官员讲话，怎么台上坐了这么多官员？他们坐在台上干什么？愿意这么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

赵启功笑眯眯地把球踢给了身边的李东方：“议员先生，我们就请这位经常坐在主席台上的峡江市的最高党政官员李东方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

李东方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论这种政治机智他真不如赵启功。可球在脚下转着，不说又不行，只得斟词酌句说：“这是我们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力求改革掉的弊端之一。形成这种弊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比如，它是一种判断标准：台上官员坐得多与少、官员职位的高低，证明有关方面对这个会议的重视程度。有些会议我并不想去坐，我有许多更重要的事要干，可是，不坐却又是不可以的，人家会以为你对这个会议不重视。”

赵启功风趣地插话道：“李东方先生是个务实的官员，所以不愿坐，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不愿去坐。我们有些官员已经成了会议的奴隶，我看，除了坐主席台，只怕什么都不会干了，开什么会知道自己该坐什么位置，如果会务人员放错了牌子，让他坐到了低于他级别的位置上，那将引发事件，——先生们，是事件啊！”威廉和会议厅里的十几个洋人友好地大笑起来。

李东方见赵启功谈得很放松，也就放开一些了，继续说：“问题还不仅仅是官员，老百姓也逼着我们的官员都往主席台上坐：该你出现的场合你不出现，谣言便会四处传播，以为你这个官员已经倒台了。”

赵启功又风趣地插话道：“——所以呀，我们在改革会议上的许多努力，迄今没有太大的收获，和我们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改革成果相比，是很令人沮丧的！”

这时，威廉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我经常看到中国媒体上出现关于普法教育的报道——我这里说的不是对一般民众的普法教育，而是对政府官员的普法教育。我不明白，你们政府官员不懂法怎么施政？你们现在还要普法，是不是说以前就不守法？这个问题，我很希望听听副省长先生的高见。”

赵启功便侃侃而谈：“中国的法制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完善起来的，现在的法律文件之多，分类之细，任何一个官员已不可能耳熟能详，除非他是一位法律研究方面的专家。我们对官员的普法教育，就是要教育倡导官员们依法办事，依法施政，不要在施政时违反相关法律，而不幸成为被告。先生们，由于法制的日趋健全，中国官员和权力部门被民众告上法庭的事例经常发生，如果哪一天我们西川省政府被几个普通中国民众告上法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