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经济欠发达的西川，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搞了二十一年，现在搞得到底怎么样了？经济还是欠发达，还不给中央省心啊！所以我说，我钟明仁不是什么改革家呀，我内心有愧呀，对不起中央，对不起百姓啊！怎么办呢？水平有限，能力有限嘛！”

钱凡兴敏感地从这话中听出话来，笑道：“大老板，您要这么评价自己，那我们一个个恐怕都得回家抱孩子去了！西川省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嘛，历史上就是穷省，哪朝哪代搞好过？封建帝王没搞好，国民党没搞好，改革开放前也没搞好。正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二十一年，您大老板带着我们和全省人民押上身家性命拼搏，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这个摆在西川大地上的基本事实谁也否定不了嘛！”

钟明仁棱角分明的脸上任何表情都没有，话题突然一转，说到了李东方，像谈论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朋友：“李东方同志就是我在二十多年前认识的。具体是二十几年记不住了，事情倒还记得。是在峡江地区沙洋县太平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面青年突击队的褪了色的红旗下面。我印象中是个冬天，很冷，西北风呼呼刮，我和当时的县长龙振玉同志给他们这些先进突击手戴大红花。和东方同志握手的时候，他满是老茧和血泡的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象不到一个农村孩子会磨砺出这么一双劳动的手。那双手粗得像树皮。我在回去的路上就对振玉同志说，要把这小伙子当做典型培养。后来，东方同志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市委书记———哦，顺便说一下，我还是东方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哩，在沙洋县做了四年县委书记，我介绍入党的同志就他一个。”

钱凡兴赔着笑脸道：“大老板，这么说，您还是东方同志政治上的引路人哩！”

钟明仁摆摆手，脸上仍是毫无表情：“我也谈不上是他的政治引路人，他的政治引路人是各级党组织，培养他的也是各级党组织。在后来的工作中，东方同志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始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农村出来的孩子嘛，人很朴实，又没什么靠山，为人挺谨慎，工作比较负责，也受过不少窝囊气。一九八四年沙洋班子换届，我们准备安排东方同志做县长兼县委副书记，有人不服气，给东方同志使坏。沙洋县那帮小土地爷们使坏都使得很高明啊，在县党代会上大搞非组织活动，却没说东方同志一句坏话。说东方同志是好人啊，有困难也不向组织说，我们只要都不选他，他进不了常委班子，就兼不了县委副书记也当不成县长了，就能早点回峡江市里发展了。当时，东方同志的家已搬到了峡江城里。”

李东方走麦城的事倒没听说过，钱凡兴就挺感兴趣：“后来结果怎么样？”

钟明仁慢条斯理地说：“结果还用说吗？东方同志就让沙洋这帮小土地爷们搞下去了，以最低票当选县委委员，常委没选上。这个结果一报上来，我真发了大脾气，把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叫来一顿骂，问他们是怎么进行的组织保障？脾气发过，选举结果还是不能否定呀，当时，东方同志情绪又很不好，要求调到市里来，我就和东方同志谈了一次话，让他以原常务副县长的身份去做沙洋县委组织部长。这一来，那些参加过非组织活动的同志都坐不住了，一个个主动跑去向东方同志解释，半年后，东方同志顺利补选进了常委班子，当上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

钱凡兴不禁感叹道：“大老板，您对东方同志真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呀！”

钟明仁不承认自己对李东方有什么恩：“凡兴，你这话说得不对，什么恩重如山？我是要用人嘛，完全是从工作考虑，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方冰，他和方冰搭班子比较合适。”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些同志的长处短处也都看到了。实事求是地说，东方同志副手一直做得不错，不论是当年做县长，还是后来做市长。可这个同志独当一面的能力和魄力也确实差些，最终把他摆到峡江一把手的岗位上，我是下了大决心，也是准备担点风险的。现在看来，我可能有些感情用事了，在关键的时候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感情取代了组织原则。”

钱凡兴万万没有想到，钟明仁半夜三更把他叫来，竟会给他交这个底，心里顿时翻江倒海：大老板这意思是不是说要找机会把李东方从峡江目前的位置上拿下来另做安排？峡江新的一把手该是谁？自己是不是该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做点必要的努力？这完全怪不了他，是李东方自己非要闯这个祸不可。

正紧张地想着，尚未做出决断，钟明仁又说话了，口气突然严厉起来：“———做市委书记半年多了，市人代会也开过一个多月了，还在那里东张西望，连个跨世纪发展的规划都拿不出来！我急他不急，也不知一天到晚忙些什么！今天倒好了，气魄一下子就大了，不要历史了，不讲辩证法了，否定一切，老子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