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营盘流水的官。这怎么得了，烧伤的仅仅是一把手们的脚板和良心吗？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根基啊！

最初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半年前，也就是李东方成了峡江市一把手之后。

在此之前，不论是做分管副市长，还是做市长，李东方都从没怀疑过自己置身的这部权力机器，甚至可以说是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着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从在峡江近郊的沙洋县太平公社入党，出任太平公社团委书记算起，整整三十年了，他严格以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领导下的各级权力机器同步运行，不知不觉中，被这部机器塑造着，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了这部机器。不错，他是个老好人，从二十八岁在沙洋县当副县长时，老好人的名声就被上上下下叫出来了。二十八岁，一个多么令人自豪的年龄！应该是风风火火干点事，也该闯点祸的年龄，他却稳稳当当，没闯什么祸，以少年老成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下属的尊重。不论谁做一把手，不论是在哪个县级班子里，还是后来在市委班子里，李东方总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该表的态不表，从没和哪个一把手闹过别扭。就算对一把手的决策不赞同，也不争，最多在会下提点看法，一把手听不听就是一把手的事了。民主集中，集中的权力是人家一把手的。所以，钟明仁在峡江当市委书记，批评某些领导同志时，就公开说过：“我希望大家都学学李东方同志，把自己的位置摆摆正，别以为离了你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了，没这回事！”

钟明仁是峡江历史上最有威望的市委书记，也是最有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市委书记，几乎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他定下的事，不容任何人反对。一九八四年上峡江外环路时，条件相当困难，六个亿的预算，能搞到手的资金满打满算不到两个亿。大老板想了几天，桌子一拍“上他娘，当官不干事，回家抱孩子！基础设施，功在千秋，钱不够，大家凑，各县乡各部门各企业，都来给我做一回贡献！”下面有些干部不买账，软磨硬抗，拒绝贡献，有些干部还到省里反映。钟明仁火了，带着市委组织部长，拎着组织部的公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跑，当场下文，一个星期免了四个处级干部，三个乡党委书记，还向全市党政干部做了情况通报。这一来，思想不通的也通了，外环路硬让钟明仁热火朝天干成了，峡江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做了贡献的那些单位也没吃什么亏，外环路两旁群起的大厦既创造了峡江市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形象，也给这些单位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现在看来，这路真让钟明仁上对了，如果拖到今天上马，光拆迁一项估计就得增加五六个亿的资金，整条外环路没有十五到二十个亿根本拿不下来。

钟明仁干事业的魄力，给李东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李东方不但没怀疑钟明仁这气魄可能带来的深远而持久的副作用，还真诚地认为，一把手就要这样当。等到钟明仁提出上国际工业园时，反对意见几乎听不到了，加上那时大家对环保意识也普遍较差，国际工业园便顺利上马了，用钟明仁的话说，是三年迈了两大步。这后一步迈得可真不高明，在国外无处扎根的一些污染企业，像台湾的电镀公司，像产生苯污染的国际赛艇制造公司，全过来了。事情搞到这一步也还不可怕，完全可以逐渐改正，一年关它几家造污企业，结构上做些调整，把些高新科技企业渐渐吸引过来。然而，可怕的是，就因为是钟明仁抓的政绩工程，就因为钟明仁后来又做了省委书记，嗣后十五年，竟然没人敢正面提出这个污染的话题。下面的干部到底怕什么？不就是怕钟明仁的气魄吗？！这气魄说到底还是人治，人治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可以造福人民，像上外环路；可人治也会造灾造祸，像国际工业园。

赵启功的风格和钟明仁又不同了，满面笑容，很斯文的样子，跟钟明仁当副手时，位置摆得也很正，只要是钟明仁拍板决定的事，落实起来从不过夜。当上市委书记后，虽然还是满面笑容，虽然还是那么斯文，骨子里却一点不比钟明仁弱。赵启功开口闭口就是民主集中制，可真正的民主哪里有啊！上新区，说上就上，大笔一挥，沙洋县三十平方公里范围就变成新区了。李东方当时想在外环线上搞点标志性工程，也把时代大道提上议事日程。赵启功不予考虑，半真不假地说，东方同志啊，过去你的位置一直摆得很正嘛，以后还是要摆正位置呀，虽然做了市长，你还是市委副书记嘛，有民主也要有集中嘛！李东方马上明白了，不管他怎么想，还是得按赵启功的意思来，除非他不想干这个市长，不愿和赵启功共事。后来才知道，赵启功不愿在外环路上继续作文章，是有私心的，是想甩开钟明仁，创造自己崭新的政绩。赵启功一集中，新区的地皮就大炒起来，全国三百亿资金蜂拥而至，有一阵子地价炒得比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还高。赵启功自认为是成功的，曾经十分得意，还写了一组歌颂新区的旧体诗词登在省作家协会的《新诗词》上。等到房地产泡沫消失，赵启功仍不改口，坚持认为这是一项符合人民利益的赫然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