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三国志》的这段记载，描绘了华佗的不愿出仕的“隐士”形象。不过他并不穷居荒山，而是悬壶济世行迹满天下，算得上“隐于市”的人物。并且华佗“恃能，厌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医术生活，不乐意做拿俸禄的医官。就是这样一个真隐士，曹操杀了他。

王立群先生于《百家讲坛》讲神医故事，说曹操杀华佗另有隐情：华佗不愿当侍医并托辞不给曹操看病，冒犯并触怒了曹操，于是曹操挥舞屠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是，杀士如弃天下，曹操虽然多所杀戮，但无论孔融、杨修，都并非以一时之恚而轻启杀机，华佗之死，难道就只是“华佗冒犯了他”那样简单？

往深处想，除了曹操需要看病，还应该说到他“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就华佗而言，虽然王立群先生下了“曹操不爱其人亦不爱其才”的断语，但是“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曹操对华佗才能的看重，还是明晰可见的。“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至此，曹操虽然发怒了，礼贤下士的风度依然足够。再往下，就暴露了对召而不至者严厉打击的态度：“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惟才是举的实现，需要两厢情愿：一方要有号召力，一方要召而肯至，然后才能天下云集响应；若一方三顾五请，另一方无动于衷，惟才是举也就落空了。这样来看，曹操的杀机，不只因为华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而是他认为这种不合作，这种“士人召而不至”的尴尬局面，干扰其惟才是举政策的实行，政治影响极坏，是以杀之。而曹操在华佗死后，诬之“鼠辈”以否定其才，借以把华佗事件与“惟才是举”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为他的用人政策打圆场。曹操杀佗，有其政治层面的某种考虑。

对不合作者采取**消灭方式，先行者是姜子牙。《智囊-上智部》记：太公望（姜尚）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大家都学这种隐士，我子牙就真成孤家寡人了，还算得哪门子国君？冯梦龙讲的这个故事，把旧时代当权者对不合作者的痛恨说得明明白白。不过这则故事把太公杀华士看成是政治智慧，这多少有点强盗逻辑。

李强听完毛利国的话，点点头笑道：“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古代虽然没有我们现在的高科技，但是同样他们刨用有很强大的医学实力，只是我们现在都无法考证，他们的医学手段是怎么学来的，所以你现在应该在医术上面多下一点工夫，特别是临床上面，”对于这些人为什么没有高科技，却能够有这么高深的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