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日浓烟滚滚。每当向外人介绍排练场地的位置时，我们会说：“出了四环路一直向东走，哪儿的空气中有一股酸味就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越走越感觉身体发痒的话那就对了，你会觉得手心渗出一些液体，使得手掌变粘，总有一种想洗手的感觉，继续向前走，你会看到一座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到了大烟囱的底下你会看见前方五十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垃圾堆的北侧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沿着通往猪圈的小路再走三、四分钟，然后向东一拐，就到了我们的排练室。

乐队在这个时期的演出很多，其中许多带有商业色彩，比如某商家开业，我们便被约去演出一场，可以获得不菲收入。大家看到有钱可赚，自然很高兴。杨阳却并不热衷此类性质的演出，因为在这种场合只能唱一些媚俗的流行歌曲来娱乐大众，杨阳对这些口水歌并不感兴趣，他说要唱就唱自己写的歌，要不然搞什么乐队，无聊。但每有盈利性质的演出时，齐思新就表现得异常踊跃，我和钟风对此类演出持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杨阳只好勉强加入到演出中，可他的状态却不是很好。

赚了一些钱后，大家的手头宽裕许多，日子也过得奢侈起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东南西北，每个人和自已的女朋友占据一侧小屋，无聊之时，我们就支起桌子打麻将，赌注为一、二、四块，赢的一方请大伙吃饭。

不知不觉地到了元旦，我认识周舟快两年了，很想送一件新年礼物给她，于是在“中友百货”给她买了一件“FUN”牌羽绒服，周舟很喜欢。

期末考试在元旦后如期而至，无论我如何厌倦又企图逃脱，它依然来势凶猛地扑向我，让我猝不及防。我已经有过一次“试读”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的科目超过两门，我将会被学校开除，面对如此压力，我不得不有些畏惧，一旦真的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自己除了整日呆在家中还能够做什么，尽管我曾经有过异常强烈的退学愿望，尽管呆在学校的日子里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多在学校呆一天我就可以晚一天面临社会压力，所以，学校并不使我感到厌倦，我很想留下来。

不被学校开除并非难事，考试通过即可，但只此一点足以让我力不从心。

我在这两年来的多次考试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个人不及格，而这些不及格的名额被我和杨阳等几个同学所垄断，轮流作庄，其它同学永远在及格者范畴，所以，当老师说某门考试会出现十个人不及格的情况时，便预示着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将难逃法网，全军覆没。这学期已经有两位任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有两门功课在考试前就被赋予了不及格，如若其它科目再稍有闪失，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办理缓考已不再是对付考试行之有效的方法，学校在这方面查得很严，所有没病找病的伎俩都被校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们在集体的智慧下一一揭穿，再想办理缓考的话，只有折断自己写字的那只手，可很少会有人这样做，所以大家又在寻思着更上一层楼的办法。

我和杨阳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毅然决定去饭馆喝酒。

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关于考试的事情，杨阳说：“这次悬了，弄不好就玩儿完。”

我说：“是啊，得想点儿办法，自己考是不能及格的，要再能从老师那里找来试卷就好了。咱们把‘机械设计’老师的办公室撬开怎么样？”

旁桌一个吃饭的人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

杨阳说：“撬开也没用，丫整天把备课本、资料什么的放在书包里，与他形影不离，考试卷子肯定在家里。”

“那咱们把他家撬了吧！”

旁桌吃饭的人又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杨阳说：“别逗了，撬办公室属于品质不好，撬人家的门属于犯法，抓住了就得判刑。”

这时，那个旁桌人对我们说道：“不用那么费劲，我就可以搞到卷子。”

杨阳看了他一眼，说：“哥们儿，你没事吧，是不是喝高了？”

那人说：“不信算了，你们会后悔的。我是你们‘机设’老师的儿子。”

我和杨阳立即端着酒过杯凑过去说：“哥们儿，你没骗我们吧。”

那个人说：“你们的‘机设’老师叫刘大康，他是我爸，我叫刘小康。”

我看了一眼刘小康，感觉他的五官还真是和刘大康颇有些相似，特别是眉毛部位，几乎看不见几根眉毛，给人一种脑门特大的感觉。我问：“你真能搞到考试题？”

刘小康说：“轻而易举，卷子就放在我家的阳台上，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份。”

杨阳问：“卷子少了你爸会不会发觉？”

刘小康说：“不会的，我妈经常从那一摞卷子中抽出一张擦玻璃。”

杨阳说：“哥们儿，今天这顿饭我们请了，你帮兄弟搞一份卷子。”

刘小康从兜里掏出几张叠得皱巴巴的纸说：“这就是卷子。”

我们打开一看，果真如此，我说：“哥们儿，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