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将胳膊搭在韩露的肩上，嘴凑到她的脸旁，韩露一只手挡住我继续向前的嘴，另一只手把我的手从她的肩上挪掉，低着头说：“这样不好。”

我的两次努力都被回绝，我失去了再一次的兴趣。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眼前依次闪过，却在我僵硬的头脑中留不下任何印象，我在恍惚中渐渐睡着。

韩露叫醒我的时候电影已经结束，观众们在陆续退场，我睡眼惺松地跟着韩露出了电影院。风吹在脸上，我清醒了许多。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坐车走。”韩露说。

“那好，打电话常联系。”

“好。”

“再见。”

“再见。”

从这天以后，韩露直到开学前准备动身去上海的时候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去送她，韩露说不用，她马上就要下楼去车站了。

寒假里我和杨阳在钟风家里小聚了一次。这次聚会是因为杨阳提出了组建一支乐队的想法，我们三人对音乐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在对待音乐风格的问题上却大有差距。当时有一种叫做“朋克”的音乐形式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一时间无数地下乐队涌向大小酒吧，向人们展示这种音乐的魅力，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我更偏爱非主流一些，想把音乐做得注重旋律和讲究音色，特别是在对效果器的使用上，然而我从没摸过电吉他，更何况对效果器音色的研究。杨阳喜爱的是另类音乐，这种音乐特别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独特气质，我曾在杨阳那里听过几盘关于这种音乐的打口磁带，它给人一种空灵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像是清晨河面上漂浮的雾气，又像夜空中缓缓游动的浮云，给人感觉忽远忽近，近在眼前却无法企及，支离破碎又浑然一体，做这种音乐更需要乐器的考究。

我们仨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都在竭力通过说明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如何好而说服他人。忽然，我们意识到一个更为严重而且是最根本的问题…乐器和人员的不足。我们那三把木吉他难堪重任，这里还涉及到分工的问题：谁去当主唱，谁来弹吉他，谁去弹贝司，谁来打鼓。

一想到这些问题，我们不禁有些头痛。钟风拿出他爸从俄国斯带回来的“伏特加”被我们一饮而尽。在此过程中，钟风详细地向我和杨阳讲述了他和女朋友何乐上床前后的每个细节，让我俩好生羡慕。钟风以过来人的口吻对我们说：“就那么回事儿！”我和杨阳谁也不信：“一定是你情绪酝酿的不对。”钟风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说：“操，真的，我真没骗你们！”

之后，我们仨人分别醉倒在钟风家的沙发上、床上和地上，待我和杨阳醒来时，我们看到钟风父母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而钟风依然鼾声震耳。我和杨阳相视一笑，又闭上了眼睛。

饭菜的香味已经飘进我们的鼻孔，沁人心脾。

终于开学了，救我于无所事事、穷极无聊的水深火热之中，我的乏味即将得以解脱。大学的假期没有作业，因此我没有了上中学时因为作业没能完成的惶恐不安，更不必为躲避交作业而在开学的第一天找出各种借口躲在家里，现在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了。

开学前，我抱着重新改过的态度制定了一份作息表，我把它贴在床边的显眼位置，以此激励自己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我特意用复印纸和签字笔将这份极有规律的作息表制作完成，目的是让它不因时间的流逝、岁月的磨砾而面目全非，我要它永保清晰，时刻贴在床头焕发积极向上的光彩。

我在这张作息表的背面涂满胶水，将它贴在我认为最佳的位置。我想，今后的三年半内，它将每时每刻引导我沿着一条健康、勤勉的道路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所以我又找来透明胶条，从正面将它与墙壁牢牢地粘在一起。

我结合自身条件，经深思熟虑而拟订的作息表内容如下：

6∶00—6∶20起床、叠被、穿衣、洗漱

6∶20—6∶50背英语单词100个，高声朗读英文课文两至三篇

6∶50—7∶20去体育场慢跑5圈（400米一圈）

7∶20—7∶50吃早饭（至少1个鸡蛋，无论是煮、是煎、或是炸）

7∶50—8∶00去教室做课前准备。

8∶00—11∶30认真听讲、做笔记，积极踊跃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课间休息做眼保健操四节，眺望远方（尽量看远处绿色的草树，冬天可以看远处穿绿色羽绒服的女生），少抽烟，争取做到不抽烟

11∶30—12∶20吃午饭（保证质量、热量）

12∶00—13∶30睡午觉（不必全脱光）

13∶30—17∶00上课（同上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