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就天天思考，让丫多照顾点儿。”我把烟头弹到远处，说“你把吉他拿上来弹一段吧。”

杨阳取来吉他，唱了许多他喜欢的歌，有崔健、许巍、郑钧、老狼的，还有几首鲍勃·迪伦的，我听后赞不绝口。

“我这也是瞎玩，将来我要搞一个自己的乐队，唱自己的歌。”说这句话的时候，杨阳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抬头仰望着夜空。

我们的话题先是围绕着看过的书和听过的音乐，最后定格在理想上面，我告诉杨阳，目前我的理想就是找一个女朋友。

聊了很久后，我回宿舍找来几张报纸垫在楼顶的地上，躺在上面度过了大学生涯的第一个夜晚。没有闷热的空气，没有蚊虫的叮咬，睁开眼睛便能看到辽远的夜空，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天空飘洒下蒙蒙细雨，落在我和杨阳的身上，我们被雨水淋醒，否则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很快我便和杨阳成为要好的朋友，虽然他自己不买手纸，总用我的，还在宿舍里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得极大，或者在我睡觉的时候坐在床头弹吉他，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反而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使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

我对杨阳说：“操，我怎么没早两年认识你小子。”

杨阳说：“***，我高中怎么没有跟你丫在一所学校，来抽烟。”他递给我一根“都宝。”

“抽我的。”我掏出一盒“中南海”

杨阳接过我的烟，说：“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听了这句话，我觉得杨阳挺仗义，但又一想，自己好像有点儿吃亏。我抽的烟是“中南海”而他抽的却是“都宝”；他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而我是分开的；我的袜子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可他的却是一个月洗一次；好在我没有女朋友，否则他还要给我戴绿帽子。

杨阳也有一些我不具备的东西，可我对它们毫无兴趣。杨阳因为脸上长了青春痘，买了一大堆“去痘灵”、“除痘膏”之类的东西，但我的脸平坦光滑，根本用不着这些压抑青春的化学药品；杨阳还有一副二十磅的哑铃，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上铺练劲儿，吓得我不敢躺回自己的床上睡觉，惟恐避之不及。

学校并没有立即安排我们上课，而是把我们这些新生一车车地送到位于北京乡下的某军事基地参加训练，美其名曰培养我们严谨的生活作风。

军训的生活实在是枯燥无味，除了每天汗流浃背地训练、吃饭前高唱革命歌曲、三天两头去医务所开点儿西瓜霜和黄莲素外，还要隔三差五地站岗值夜班，以防一些无心睡眠却闲饥难忍的学生潜入食堂偷馒头或一对对男女同学在半腰高的草地里亲密。

有一次，齐思新和佟小娅在草地里缠绵被连长拿手电照到，幸亏当时连长拉肚子，忙于缓解腹中之急，不便纠缠他俩，扬手放了他们。齐思新刚离开那片草地就对佟小娅说：“幸亏咱俩来得早，要是连长拉完了咱们才来，那还不得踩一脚。”

佟小娅皱起眉头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心呀！”

齐思新说：“你慢慢会习惯的。”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洒满月光的楼前。寂静无声的深夜，隐约从草地中传来连长龌龊的声音。

军训中许多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回忆起来别有一番乐趣。

班里有一名头颅硕大的同学，寻遍全营找不到一顶适合他戴的帽子，连长不愿看到衣冠不整的士兵出现在队伍中，便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使劲向这个同学的脑袋套去，嘴里还说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还没见过长你这么大脑袋的人。”连长越说越使劲，结果军帽“呲啦”一声被撑破了，这个同学伸手揉了揉无辜的脑袋。连长说：“算了，你还是去炊事班训练吧，拿个炒菜锅当钢盔戴吧！”

结束一天的训练后，大家还要拿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聚集在操场上，学唱两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再接受营长的思想教育，蚊子成群结队地盘旋在我们头顶，营长告诉我们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不要放松警惕，大家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时刻保持着对蚊子的警惕，以至于当营长宣布今天的集会到此结束解散时，竟无一人起身离去，大家还全身心地沉浸在对蚊子的警惕中。

夜晚，我们躺在床上，伴着每人每天一个黄色笑话的惯例渐渐进入梦乡，迎接下一个艰辛的一天。我们就是在这些荤笑话中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

我们在床板上以记“正”字的方法来记录度过的每一天，每当床板上的“正”字又多出一个笔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轻松一些。当床板上即将出现五个“正”字的那天晚上，我们如释重负。

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在一片哀叫声中结束，部队的连长、班长给我们送上返校的汽车，大家互相挥手，依依惜别。

汽车驶出基地大门的一刹那，我有一种潸然落泪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