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靠蜡烛照明。

我问她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还经营纺织品吗？她说经营纺织品可不行，气候炎热，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卖。我现在改做味精生意，从上海用集装箱运味精。这里老百姓的饮食都很单调，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办两个小工厂，一个生产蜡烛，一个造纸。原料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等于白给。等我从国内把简单的设备运来，厂子就可以开工了。

我预祝她成功，她邀请我来阿比让玩儿。我说好的，等你厂子开工的时候，我一定前往祝贺。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于**时代我们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