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便不见了。

他笑笑说：“你可别小看他们，以前都是老板，全在卡西诺瓢了底。”

我知这个数字有很大的分。

当二房东的收远不够维持他和阿莲的生活，本来租金就低，又遇上全是穷人，到月底不上房租是常事，你能拿他怎么办？司徒平苦思冥想，决定开一个汽车修理厂。

我说：“你这儿可以改贫协了。”

年还没过完，他蔫儿蔫儿地回来了。一问，嗨！──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他说：“怎么不需要？太需要了。生意就要正规，不正规哪儿行？”又领我去看了地下室，真不小，堆着很多纸箱。我问是什么？他告诉我全是瓷。又对我说你的货柜到了也可以放到这儿来，保证安全，而且便宜。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漂之中。

那时，阿莲一家搬到了一座大HOUSE里。三层，听着不错，可实在太破烂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墟。司徒平得意地领着我参观，我惊异他为什么要租这样一所破房住，而且因为是HOUSE，房间多，租金也不便宜。他笑了，说可以分租给朋友。原来，他是打着二房东的主意。他领我走一间空的房，说要把这里装修成一间办公室。还兴致地给我比划：这里放大班台，这里放书柜，这里是一沙发，这里放一个小几儿，搁传真机。

司徒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他从此沉迷于赌场。

我无意中瞥一她的座位，发现座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过了几天，他真招来了几位房客，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垢面，都是在布拉格穷得底儿掉的同胞。

看到他散发的广告纸我真吃了一惊，因为他本不会修车，连开车也是在布拉格现学的呢。他刚到布拉格时买了一辆二手老款斯柯达卧车，歪歪扭扭地开着到跑。这辆破车也怪了，温，而且永远是从40度直接蹦到100度，中间没有过渡。因此，从司徒平的后车窗里永远可以看到有十几个可可乐瓶摆在那儿，满了，随时准备加。有一天在大街上跑，排气坏了，劈劈啪啪震耳聋。警察示意他停车，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疼。看着太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我说：“你也不需要办公室吧，钱这什么？”

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节快到了，司徒兴冲冲地来看我，说他要回家结婚去了，然后把新娘也带来。我祝贺他情成功，还送了钱给他当贺礼。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便告诉了他。他说这算什么？他光在卡西诺就输了我五万金呀！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了一把汗。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说：“你采的这些儿真漂亮，知名字吗？”

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