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傍大款”的“傍”这“依靠”是互相的。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大的生存压力下，异的抚就更显得重要。

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恶痛绝。

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呼“中国佬回去！”

我问汪虹：“嘛呢找你？”

以冷静、理、善良著称的波希米亚人没有这样。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微笑着接受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礼…短暂的迎之后便是长久的冷淡。

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一边嘱咐：“别忘了啊！”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汪虹的捷克客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不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兴，尤其是侯玉，积极空前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国大，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理你先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中决定金盆洗手退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早呀！”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园。我和余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下楼，这儿仨已经在厨房起了饭。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起居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来。有一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一般说来买两茶就够了，你的茶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这已经是极限了，不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一个家消费一万茶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她俩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还是一个人，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