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纯属找茬儿了，河南朋友反驳说：“哪只手偷钱重要吗？况且在那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钱？”

“那么你从你住的地方乘租车返回地铁付了多少车钱？”

过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检查院。一位检查官告诉他案要结了，两个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个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个建筑工人，是他把那两个警察拉下的。他们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伐木。”检查官比划着说。检查官退给他620元，说还差20元，过几天让警察的家属用卢布比照汇率还给他。并说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元，其余的也是退卢布。

她的睛在黑暗中闪亮。

那分局长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拿你钱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钱？”分局长又问。

他笑笑“主要是老欺人太甚，多少中国人被他们欺侮呀？现在已经发展到室抢劫中国人了，主要是阿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黑发，现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见黑发的老就跑。”

事毕之后，汪虹对他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愿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签证，让我大姑想办法，估计能签下来。但有一条，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同居，你既然已经离婚，那就娶我。”

河南朋友早好了准备，从容掏从匈牙利到俄国关时的申报单，上面写着14000元。

郝雨疲倦地说：“我正求之不得呢。”

穿便衣那小也挥着拳吓唬他，说你如果还不走，上就让你坐牢。

汪虹钦佩地说：“你真行，总算给咱中国人了气。”

汪虹躺在郝雨的怀里喃喃地说：“好雨知时节，当乃发生。我的心已经涸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吗？”

当天晚上，他在“吉庆”旅馆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抢的陶先生。

“检查官说过几天就要宣判，还要我呢。”河南朋友兴地说。

半夜时分，郝雨爬到汪虹床上。汪虹轻叹一气，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郝雨可就不一样了，起码他在发集装箱，大小也是个老板。

第二天是俄罗斯警察节。河南朋友一门，分局长就说：“在我的节日里你不是来祝贺我快乐，而是来给我添麻烦。”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陶先生来到地铁警察分局。值班警察录了陶先生的证词，让他们回去等待。在走廊里，他们看见那两个警察已经被脱掉了警服，呆坐在长椅上等候审讯。

“付给租车司机多少钱跟这个案有关系吗？我认为你的问话方式有问题。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案人却是警察。盗抢钱不是新闻，而警察抢钱就是新闻。我要把这件新闻告诉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让他们来主持公…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

她没有抵抗，顺从地由他折腾。

朋友一听这话便知对方态度不友好，立刻说：“你错了，给你添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的下。”

他们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惹，态度收敛了一些。问话结束时那位分局长向他表示歉意，并调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天已晚，各自安歇。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

河南朋友见跟他们讲不理，立刻用地铁里的公用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少校。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命令那两个警察示证件。看得，少校相信肯定是这两个下贱的家伙了坏事。可两个家伙死活不承认，少校便问河南朋友有没有证据？他到纸篓那儿一看，撕碎的帐单还在里面，上取来拼好，给了少校，告诉少校他们共抢了640元。少校立时就火了，大声训斥那两个家伙。那俩家伙万没想到会在这张撕碎的纸上问题，登时都傻了。少校骂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河南朋友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地铁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会儿，市警察局来了两个人，让河南朋友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全记录在案。正在这时，有一个警察跑来说有人来电话找中国人。他过去一接，闹错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个中国人。打电话的是国内公派的一个翻译，原来在河南朋友被抢钱之前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个姓陶的中国人被这三个家伙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440元。这位译自称认识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当然，是要收费用的。这位翻译以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挣私了费来了。翻译说这事多了，没见哪个中国人把俄国警察告赢了，劝河南朋友私了得了。这朋友真是条汉，断然拒绝。回到办公室就对警察们说，这三个家伙今天还抢了一个姓陶的中国人的钱。少校一听，立即让他帮助找到这位陶先生。说今天已经很晚了，让河南朋友明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