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到现在还记着仇，恨屋及乌，作为“走资派狗家属”的赵冉也被划为阶级敌人，连送个材料都让别人代劳，以避免分外眼红。

其实，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本该是知识分子基本的胸怀与气量，可某些玩儿惯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术霸权主义分子却不这么看，倘若有谁胆敢质疑他们的观点，便要以“否定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成果”、“开历史倒车”等大帽子扣将上来，更有甚者，还拿出《语言文字法》比比划划，大有要将“持不同政见者”“踢翻在地、再踏上一万脚”的架势。众所周知，理论研究并就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又怎么能以过去的决定来阻碍今后的言论自由呢？说到底，还是私心在作祟，简化字凝结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学术理想，也代表着他们的历史地位，一旦重打鼓另开张，于情于利都有些过意不去。

说起来，作为学者的魏一诚既不是随大溜的墙头草、也不是为虎作伥的“文痞”算得上个有主见、敢于坚持学术信念的有识之士。但他这种带着些浪漫色彩的“意气书生”往往容易情绪化，比如上次开会时，魏老师说到慷慨处，曾痛斥汉字简化运动为“刨祖坟”、“崽卖爷田心不疼”并预言“文化败类”们“终将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子孙后代永世唾骂”…若非如此，也不至于激怒一贯待人随和的陈教授。

客客气气地送走曹博士，赵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她走回到徐枕流身边，继续“欣赏”着男孩儿功力一般却自信满满的作品。她似乎很喜欢端详枕流，就那样静静地望着，像是能透过他窥见到什么温馨而诱人的图景似的：“这字一看就是奶奶手把手教出来的，有内涵，而不像你爸爸，潇洒、帅气、不拘一格。”

中国人相信字如其人，把书法当成“门面”否则大街小巷也不会有那么专门多设计签名的地摊了。其实，真正能体现出本人学养气质的字体一定要通过人生阅历自然而然地磨砺出来，绝不像广告里说的那样、发个短信就可以一蹴而就。举个眼前的例子，枕流父亲从小家传的本是略带台阁气的柳体，可风霜洗礼后却逐渐演变成了如行云惊鸿般的游龙戏凤，也算是家国不幸文章幸吧。

那是经历了太多波折动荡的一代人，年龄稍小的徐爸爸虽没轮到上山下乡，可“三名三高”一类家庭出身所带来的压力甚至包袱也自然可想而知，身为独苗的他本该是被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可命运却偏偏喜欢造化弄人。游手好闲的地痞、打手、黑老大要搁在战争年代或许就会成为师长、将军、革命家，而那些有点儿清高、有点儿柔弱的知识分子倘若经历了高低沉浮的锻打，却往往会变得如草原上的野马一般桀骜、逍遥，很不幸，枕流的父亲就属于后者。旁人大概很难想象，语研院常务副院长的儿子连大学都没上过，更准确地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考。可论起学问，家里那几面墙的藏书徐爸爸倒都基本看过，或者说，都浏览过，在那个热闹而冷寂的“红色岁月”里，除了天南海北地转悠就是猫在屋里翻书，别的好事儿也与他无缘，没这两下子，后来也不可能跑到院里混份差事；当然，在把学术当成“标准化生产”的中国，像枕流爸爸这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圈儿外人士”只能搞搞行政充数。

现代社会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社会需要与人性的背离，说得通俗点儿“混得好”的不见得“人好”虽然大半辈子干什么都没亨通，可徐爸爸的人缘却很不错，在朋友们看来，这位自由随性、磊落豁达又多才多艺的大个子倒是很值得交往的人物。所以说，枕流童年那点儿有关父亲的残存记忆，大都与互朋引伴、诗酒唱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