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王建南在我们这群朋友中就承担了“发粉”的义务，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聚会中“发粉”的人不用买单。换句话说，王建南的买单能力有限。的确比较遗憾，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王建南的思想和作派还停留在80年代，事业上并无起，就像他的外表，还是以前的老样，材瘦削像一个愤青，衣着随便像一个清（摇青年），面容清秀像一个艺青。当年我们就把这青年称之为“三青团”哥，不过现在这“哥”早就不吃香了。当然，王建南也没有成艺术家，他缺少我们常见的艺术家那成熟气质。

初恋的时候我们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在望江公司的竹林里，在学校礼堂的雕像背后，在电影院，在火车上，甚至在长途汽车里。尤其是成渝线的列车上，丽的成渝线啊，每一个停靠的站名都充满了的暗示：资、简、江津、内江…多好的名字，滋壮，男女。

我想起了周家梅，以前这时候她也会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正在路上，等会儿就到。

书版后在本地尤其畅销，从此以后，姿不太好的成都女人，都不好意思在这条路上逗留太久。

王建南没有敲门就溜了我的办公室。

一个女成天在这些圈里混，我本该有绿帽之虞，其实我并不担心，我一直认为她是很传统保守的女人，除非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和刺激，她断不至于红杏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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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家梅正是王建南发来的粉，他是我们这段情不可缺少的见证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周家梅甚至不会上我。

女人说等会儿通常是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她是这条街上一朵灿烂的“购狂”为装成都“粉一条街”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建南从报社到我办公室很近，步行10分钟，路上正好阅尽，到了王府井大厦B座坐电梯上29楼，就到了我所在的公司：成都市新跨越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周家梅上就生气了，说：“你和自己去吧！”

不得不说，自从开始谈婚论嫁以来，周家梅就变得矜持了，变得只会买衣服赶时髦。女人都会买衣服，但很少有女人会穿衣服，穿衣服是一天赋，就像*，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一辈也不会；有些人结婚之前会，结婚以后就不会了。

为什么有些女人更喜神？周家梅当年就喜和王建南“神”

实际上自从同居以来，我和周家梅就没在床上以外的地方耍过一回情，想起来实在无趣。

用古代圣贤的话来说：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大款。“

每到大周末快下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蠢蠢动，老板临走之前吩咐：万一她老婆打我手机查号，就说他和客去湾打麻将去了。

另外，为她的男朋友，我是完全称职的，基本上没有外遇，更没有打算“包二”（她把我挣的钱都卖了衣服）。至于找三陪小，我为一个公司的副总，一个雪白的级白领，有这方面的应酬很难免，我相信女人都能理解，男人必须以事业为重。当然，广告公司应酬比较多，但还不至于让周家梅和别的怨妇们一样抱怨：“上半夜守寡，下半夜守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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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娃很会编故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绿。”

“应该改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粉’，街上的粉越来越多了。”王建南一边坐下，一边说

周家梅仍然像很多女人一样喜调：“我是怨妇！”

这瓜婆娘穿得那么妖艳，究竟想勾引谁？我最初以为这和她从事的工作有关，周家梅大学毕业不久，一直就在《华西日报》文化新闻记者，认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有大量的社活动。

当时我说：“是啊，我们既要，也要神，我们现在先行一下。”

当一个女人说自已是怨妇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有情调，让周围的男人们到自己有事可，于是女人的指数就像市的票一样往上提升。所以1999年的时候，我和王建南只好把这一年称为“国际怨妇年”没想2000年更是“国际大怨妇年”周家梅终于在这一年和我分手，她经常说：“其实，我们女人更需要神上的。”

周家梅即属于前者。王建南曾经对我说：你老婆越来越风情万钟了。

周家梅来的时候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告诉我这件衣服多少钱，那件衣服打了多少折，恋时完全不一样，她从来不说买衣服的价钱，一件件拿来在上比划，脸上光明媚，不停地问我好不好看？你说好不好看嘛？

…这就是情！

也许她上了别的男人？半年多来我常常这样怀疑，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

下班时间到了，王建南还没有来。

我说好看好看，看得我都起了，要不要就在办公桌上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