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喘粗气，浑身还在打哆嗦。

我还清楚地记得王姐从楼上坠下来的时候发出的一声闷响，紧接着她还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停止了下来。

很多年后，王姐落地时的那声闷响和她那双死时睁得大大的眼睛几乎成了我的一个恶梦。每次想到这个场面，我就想吐，我感觉到有一种恐惧像无边的黑暗罩了下来。

后来程岑告诉我，他说他听罗姐讲王姐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她被别人骗了，他说王姐在舞厅里结识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在和王姐苟合着一块住了几天之后，离开时顺手拿走了王姐所有的存折，当王姐发现钱没有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那个年轻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些存折加起来有好几十万，全是王姐老公留给她的…而王姐早已没有了工作，全靠这些钱生活，更何况她老公刑满出狱后，她该怎么给老公交待…

程岑在给我讲完这些之后居然还附带骂上一句：“神经病，这么容易就会被人骗，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傻的女人。”我对程岑的话有些不满意，我说“人都死了，你能不能积点德。”同时我还劝他少和罗姐这种女人接触，我说：“难道你小子就不会有一点负疚感。”

“宝器。”他骂我：“关我们屁事。”

眩晕

我认识文青水是三年以前的一个夏天。那会儿我刚开始喜欢上文学。其实我弄文学的原因非常简单。它与一个令我讨厌的教师有关。我读初中的时候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一个年轻的男性教师，姓刘，这位刘老师是一个不太讲究仪表的人，常常头发乱成鸡窝，一脸眼屎地来给我们上课。有时候他讲课讲到中途的时候还要很响地甩鼻涕，恶心极了，同学们都有点讨厌他，而且他的衣服总是很脏，油光水滑的模样好像是在强迫性地告诉我们他中午又吃了肉似的。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居然连裤裆小便处的扣子也忘了扣上，露出里面红红的运动裤来，同学们又不好给他指出来，而他就这样“开着门”把课讲完，我们就对他更加厌恶。但就是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老师居然也会发表文章。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依旧脏兮兮然而又是红光满面地走进教室来，亮给我们一张报纸。在那张报纸的报屁股上，登出了他巴掌大的一块文章。“好好读书，同学们，长大了像我一样当作家。”他居然这样给我们说。

当时我们对“作家”这两个字一直很崇拜，但绝对没有想到像他这样的人也能当作家。我们就很气愤，就认为如果作家是他这个样子我们就坚决不崇拜了。后来我们就想到了“孔乙己”我们觉得刘老师完完全全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对“作家刘老师”最感到气愤的人是我。因为只要一说到“作家”这两个字，我就总是把它和鲁迅、茅盾、冰心联系到一起的。“他也可以把自己称呼为作家？”我气坏了，我想：“他能当作家，为什么我就不能。”于是我就决定当一个作家。

我找出我的作文本，挑选了七八篇我自认为很够水平的作文，把它们全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寄给了报社。寄出去之后没多久我就把这码事给忘了，因为那时我已经不想当作家了。

谁知有一天我居然收到一张报纸，那上面竟登出了我的作文。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校长还表扬了我。我得意坏了。“***，我也成作家了，”我想。那会儿我觉得当作家太容易了。让我更感到高兴的是，报社居然寄来了拾元钱的稿费。拾元钱对那时正读初中的我来说的确是笔不小的数目，它刚好等于两个月的零用钱。我觉得当作家真是快乐，又能得表扬又能挣钱。我就决定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别干了，就当作家吧。这就是我那会儿的想法，朴实极了。就这样我就开始弄文学。原因简单得可笑。那会儿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热爱文学的人多到不正常的地步。文学几乎成了所有年轻人的一个情结。

我们区里办了一份文艺小报，主要是发表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而且每周星期六的晚上还搞了一个文学沙龙，区里的所有文学爱好者几乎全都参加了。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人小，在文学沙龙里基本上不敢开口说话，不过我经常给那份文艺报纸投稿。

那会儿我特别喜欢散文诗，而且动则就要写几大篇忧郁啦、哀伤啦什么的，玩得特深沉。区里的小报几乎是每期都要发表一篇。后来就有人写了篇评论，评论里还大量运用了许多我读不懂的学术用语，但我知道说的全都是好话。然后我看了一下文章的作者，是“文青水”三个字。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刚认识的时候是在文学沙龙上，他没有料到我居然这么小，于是大家都有些腼腆，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语言可以相互沟通。可是就在文学沙龙就要结束的时候文青水突然走过来，他说：“走，找个地方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