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大意义，陈盛和刘禾并没如柳胖胖和我评价得那么高。柳胖胖为此在电话中跟我发了一堆牢骚。对市场的动态发展，陈盛总是有太多的保守观点。陈盛批评我拟订的推广策略，认为把钱投入到媒体广告当中远不如把零售价降下来，或者给予某几个优秀的地区代理作为奖励。柳总说，这家伙只知道薄利多销，不知道品牌投入的重要性，前年的电视广告费用还差点让柳胖胖自己借私款垫支。

我对柳总说：“你别管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不管他是不是总经理，我只听你的，对我们有利的销售思想你传达过来，不利的就别发过来，发过来我也当出差了没看到。”

柳总说：“放心吧，我会顶住干扰的，过段时间我把权利再争取回来。”

其实，柳总一直拥有定价权、代理权、销售系人事权等众多大权。陈盛原则上不干扰柳胖胖的销售思路，他只保留了一项权利――5000元以上支出的审核签字权。这意味着董事长柳青松在得不到总经理陈盛的许可下，无法进行任何一项稍微象样的市场推广活动。

柳胖胖让我化整为零，把大的支出计划分解成若干个5000元以下的计划。我冷笑着说：“我跟中央电视台谈下来的8万的包月套播广告总不至于一周两付吧。”

木桶，作为一个时尚而又传统的文化产品，被人们先入为主地定位于家具与卫生洁具之间的个性化产品。一方面成为品位、格调的代名词，一方面又无法真正成为广泛进入家庭的主流产品。我深深知道，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首先需要教育市场，如同我当年推广企业网站一样，观念才能决定一切。

刘禾曾经问我木桶的市场有多大。我告诉他，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其中城镇人口超过两亿，家庭有五千万个，万分之一的市场容量就是一千万，百分之一的市场分额有十个亿。刘禾当时很乐观，说我们每年做千分之一的市场就满足了。我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千分之一，而且只是城镇家庭部分的千分之一，对传统文化来说，那绝对是个悲哀。说起来，还不如老坏蛋说得有气魄――要哭就哭个天翻地覆，要笑就笑个斗转星移。做品牌，就要响当当做个成都精品出来，不仅要让全中国认同成都造，还要让老毛子、洋鬼子、小日本和非洲兄弟都要知道：木桶，成都造。

我对柳胖胖说，如果三年我们造不出这个名牌，这辈子都别做桶。

商界中，有一个江湖版本的鸦片战争故事。英国人义律来华旅游从珠江口上岸，无意中发现大清朝的子民都不穿袜子。了解到大中华有四万万同胞的时候，义律激动了。他立马回到英国，在上下议院奔走游说，最后让经过了产业革命的大英帝国开足了马力全民生产袜子。然而，袜子在中国却卖不动，百无聊奈的英国人最后发现中国人根本不认同他的优质袜子，不得已交换了一船百害而无一利却旺销的福寿膏，没想到刚开卖就撞上了林则徐，被收缴了触及到整个英国上流社会利益的满船货物后，鸦片战争就打起来了。

我把故事讲给刘禾听，刘禾说市场需求是第一位。

我把故事又讲给陈盛听，陈盛打着哈欠说，只有卖不出的价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我把故事再讲给柳胖胖听，柳总沉默了好半天，才说：“你的意思是目标市场的深度常常会引起误判，造成决策失误，另外，市场的需求需要大力的启发推广。”

柳胖胖很聪明，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是要在推广上下功夫，没有市场的培育和推广，即使守着全世界最大的购买人群，也只能接受失败。行销，更多的时候，与质量和功能相比，更重要的是引导与推广。

柳总决定全力支持我的推广计划，除了在北京、上海、成都三个中心城市进行平媒推广，另外积极准备在几个电视台播出专题片，此外在发行百万的生活类杂志上刊登特许连锁经营招商书，另外和门户类网站联合推出大型主题征文、路演――我的思路很清晰，不仅全方位的对目标人群进行引导，还同时培育着现在的学生，我们三五年后的客户群体。在我看来，先入为主的推广代价成本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