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动。‘忍’只能是默默地承受，对谁都不要讲，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展示。可是，千百年来，世俗的人总把这个字当作一种美德而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展示。这种做法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具备‘忍’的心态。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诫人们：我这个人非常不能忍耐，稍微不慎，就会暴躁起来，您跟我打交道千万要当心，不然就会闹个不欢而散。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求我写‘忍’字的我一概拒之门外。好多年来，我给人家瞧病，一看见屋里挂有‘忍’字的，我心里就发怵，言行总是万分谨慎，瞧完了病马上走人，见好就收，他们无论怎样热情挽留我，我都不敢从命。”

“您讲得太好了，您肚里的学问是任何书上都没有的。”学智赞扬道。

“你言重了，我也不是事事都能忍的，遇到理不顺的事儿也想说说。其实人世间何止是我，孔子看到社会的态势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相调和，不是也忍不住吗？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不也豁出去了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大是大非面前就不能忍，忍了心里就不舒服，只有说出来心里才痛快。”

学智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心说，夏组长分析得对啊。然而他不愿意打断老人家的话，因为他懂得，老人家的话说出来是言语，写下来就是文章，珍贵啊！

先生根本就没有注意学智的表情变化，仍然洋洋洒洒地讲道：“大千世界，纷纷扬扬，乍一看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泾渭分明。泱泱中华大国，由乱到治，靠的是什么？有人说靠的是经济，有人说靠的是军事。我认为都不是，靠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或者说是一种信仰。人若没了精神，或者说出现了信仰危机，跟行尸走肉又有何异？相反，人只要有了坚定的信念，整个民族才会凝聚在一起，才会有创造人类奇迹的可能。可是这种精神的力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却被人们忽视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生灵涂炭，最后秦统一了中国。赢氏满以为重兵在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殊不知江山一统之日便是国难来临之时。一个蓄积了几百年强大力量的大国转眼之间就被另一个王朝所取而代之。高祖刘邦从治理天下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得谨小慎微，他牢牢记住了老子的那句至理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在他的统治下一度出现了少有的安定。尽管如此，他仍然感觉到危机四伏，他至死都不知道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天下万民的心拴在一起。直到武帝时，一位叫董仲舒的伟大思想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只有用儒家的思想作为立国之本，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政治主张。从此，孔孟之道统治人们的思想长达两千多年。尽管在此期间多有改朝换代，但封建体制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然而鸦片战争的火光，八国联军的炮声，终于使这个沉睡的民族再一次清醒过来：孔孟之道已经不再是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宝。于是一部分人开始不辞劳苦，踏上了寻求新的真理的征途。一开始是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后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后才是**人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拯救中国的命运，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过去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理，以后也一定是。可是任何真理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条件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紧密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聪明就聪明在了他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老人家平生最反对的就是那种只会机械地背诵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而根本不顾眼前实际的人。**最崇尚实事求是，他老人家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由此看来，**所说过的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检查过自己的错误…这在《**选集》中很多地方都能找到例证。现在**逝世了，中国的面貌在改变，世界的风云也在变幻。所以我认为，用**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应对国际国内局势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错，至于讲什么‘两个凡是’，我决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