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想到这里，我的心缩成了一团。

做了手术，许洋姐还有生存的机会。如果不做，那就连这一丝尚存的希望都没有了。

我就自作主张，在这页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啦。洋姐，无论你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心里话，我都这么决定啦。如果有人埋怨，就怪我好了。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测，那么你的父母我一定会奉养终生的。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不会的，洋姐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我努力使自己的声音镇定一些。“我来签字好了。”

“好，那你过来一下，我再把手术的必要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再给你交待一下。”年轻大夫公事公办的把我叫过去，拿过那张所长已经签好字的同意书，摆到了我的面前。

医生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又把刚才的话给我作了重复，作为一个医生，这是他必须要做的，而且也已经经历这无数次这种场面，面对着病人或者家属，他要履行一个医生的职责，行使自己告知的义务。把手术的必要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交待，也可以让医院规避医疗风险。

对于医生，这也许只是一个过场，是无数个工作过程的又一重复。但作为病人的家属来说，每一位亲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都是无可替代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清楚这一切，也许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无论怎么说，只要还想挽留住亲人的性命，签字就是唯一的，没有其它任何的选择。就算这种情况，一个人的一生，这种情况可能要不止经历一次，可每一次对他来说，都是要重新思考的，都要审慎对待。

无论是否能听得懂，他们都想能听个清清楚楚。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只是表达了家属对亲人的一种感情，血浓于水，没有人想自己会懂得医生需要怎么做，只愿医生会做到最好，希望能知道这么做有着无比把握，给家人一个承诺，病人一定会好起来。

也许大夫的解释，能给他们一些信心，所有的希望仿佛都寄托在这一张薄薄的纸上，尽管没有一个医生会在同意书中写上：保证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亲人回来。就如同我们看奥运会的比赛，尽管知道我国的选手没有一点必胜的把握，可仍然盯在电视机前，盼着能带来万一的惊喜。需要的不是空洞的解释，而是希望能通过这东西传递一份信心，一份来自强者的信心。

在医生的面前，病人和家属永远只是弱势群体。

“您不用跟我说这么多了，我也不想问手术有多大的把握，我只想知道医院是不是为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做好了准备。”

不知道在这一刻，我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沉稳，对我的问话，陪在一旁的云若姐也暗暗点头。

“这点请放心，每次手术前医院都会充分准备地。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会竭尽万分的努力。”医生的承诺跟我想要的一样，甚至语气更为坚决。可那副理应如此的语气，并没有给我什么信心。

“现在病人的颅内还在出血，单纯通过脊髓脑脊液引流和脱水治疗已经不行，必须从侧脑室插管引流，但所有的开颅手术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希望你们家属能够充分理解。”见惯了不以为然的表情，他仍然细心地作着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