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但财富积累过程“太慢”，一条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赢利。而刘根山着眼之处则在于，如何将这些公路资产包装后注入香港的壳公司，以便在资本市场上获取大利。

在此之后，由于香港资本市场的监管严格，刘根山的公路资产未能如愿注入香港壳公司，在资本市场遭受沉重打击。而由于摊子铺得过大，资金周转不灵，刘根山利用银行贷款在不同的项目间进行腾挪，2008年6月5日终于东窗事发，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抽逃巨额注册资本金。

“八个杯子七个盖”的游戏，前有顾雏军，今有刘根山。而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资控股董事长张荣坤的坠落之路，亦与刘根山无太大差别，坐庄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设为名获取大量银行贷款，再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来钱快”的产业。

当某一天这个游戏玩不转的时候，操纵交易、造假欺诈、违规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随之而来。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帝国”瞬间便可烟消云散，叱咤风云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

谁的“原罪”？

游戏自有游戏的规则，相对证券市场操纵交易、虚报资本、抽逃注册资本金等相对量刑较轻的罪名而言，这一游戏失败更严重的罪名则是类似张荣坤的行贿罪。

在这些企业家构筑“商业帝国”的过程之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为项目，二为银行贷款，项目能够搭建起“实业”，资金能够构筑“金融”胆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这两项资源，在转型中国，掌握在政府部门官员的手中。

黄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与原北京中行行长牛忠光案有关。刘根山案的身后，则是原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原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奇等高层人士的案发，刘并牵涉在原建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中。

以行贿、造假、骗贷、腾挪的方式获得项目和资金，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而言，似乎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致富捷径，这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天然优势以及跨国企业财大气粗的“不平等竞争”

违规者，要么官商勾结快速获得新资源，要么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一道瓜分国有资产。后者如顾雏军及张海，更拉上国有企业的当家人一同“下水”贵州金元董事长向德洪的被双规，亦与涉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关。

而由于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不成熟，法律法规不细化，执行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类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项目审批、国有企业转制、公共项目招投标、银行贷款，无一不涉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出租以及万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说，这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那么“原罪”之过归谁？“权力寻租”是对市场规则和法律的践踏，还是“逼良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温州八大王”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全国通缉，抓的抓，逃的逃，个体户年广久也曾几度入狱，再至后来，亦有孙大午的非法民间集资罪等等。如今看来，这些罪名显然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制建设滞后的印记。

如今的问题则由“无法可依”变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家，思维与做法却仍然停留在发家时代，与其说他们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说是“现罪”其背后，仍是“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风险。

道德与伦理

道德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这一年中，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全国劳模沦为公众眼中的“毒奶大王”，连此前声名颇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击为利用“民族牌”的廉价眼泪来获取公众的同情。

老牛的呼声完全可能发自一片真诚，但令人尴尬的是，事实上这种情感模式在客观上却可能有损“民族利益”：请设想，如果一家蒙古国的公司出资收购以蒙古族牧民在内蒙古草原上饲养的奶牛为奶源的奶业公司，是否还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机？

人们不必期望企业家突破狭隘的民族想象，为全社会提供稀缺的精神粮食，这不是企业家的分内之职。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钱能还、把顾客当人而不用当作上帝，惯于贴近底线生存的中国人民就能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