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林与陶凡原是上下级关系和师徒关系，但陶凡一退，张兆林接班，张兆林迅速地排挤所谓的“陶凡势力”而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结局或开始》中，张兆林、孟维周和万明山本是结盟关系，但万明山出事了。张兆林和孟维周为了摆脱干系保全自己，于是果断地切断与万明山的关系，并违心地支持起一直遭他们打压冷落的关隐达来。《旧约之失》中，舒云飞三位老同学开始因为在生活中不自得而相聚，发发官场不得志的牢骚。三个人是困境中唯一可以互相谈心的好朋友，并且一起规划下海宏图。但一切最后因为两位同学的升迁而流产，。三个人也不再是谈心的好友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原来朋友之间的情感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扩而广之，好朋友的情感这么深厚都如此经不起考验，世间还谈何真情？三位老同学聚与散的友情变迁透视出官位的诱惑力及它锈损灵魂的东西。

在官场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猜测，互相揣摸。人与人之间连一个微笑、一个细节动作、一句话都要揣摸一下是否有潜台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几乎等于零。就像陶凡自己悟道的一样“中国官场，人们很习惯琢磨领导人的言行，所以，官场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员最像官员。官场中的关系互相利用。《今夕何夕》中孟维周为马杰虚办马杰留职一事，不仅表现出他为人办事的精神，实际上也为他与马杰的交往中赢得一个人情，也让马杰对他肃然起敬，赢得尊重，为他的关系网加上一个砝码。官场中的权力和人一起组成了一座有围墙的城堡。城内是最大限度的权和人的大协作，互相结合，互相利用；对城外的世界则采取一种冷漠、一致对抗的态度。结果是，权和人成了一道坚硬的网，网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夺物。官场就是如此。就像关隐达说的“官场上的人们之间只剩下苍白的笑脸和空洞的寒暄了。”王跃文通过关系把人性丑陋的一面**裸地表达了出来。

2。知识分子的人性展示

王跃文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体现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彷徨和游移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冲击，把文化及其载体――人文知识分子冲击得踉踉跄跄，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地位都经受着新的考验。知识分子在王跃文的笔下成了被揭露、被批判的对象。王跃文把知识分子放置于官场中，通过官场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人生最高追求。今天，当官同样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所以，知识分子便在官场中表现出种种姿态。官场中的他们也成为了王跃文笔下的批判对象。《今夕何夕》中的孟维周是一个有文化、有激情、有抱负的青年，他给地委书记当秘书，却不再去提高和充实自己，而是醉心于研究领导心理、“领导艺术”；暗地里对着镜子练习自己的演讲口才；言听计从地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非凡任务”…他终于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但他却丧失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应有的纯朴、善良和正义感。《国画》中的朱局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水果研究专家，他的文章敢言敢写，实事求是，有说服力且不讳，体现出了坚持真理、直言不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禀性。但多年官场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禀性已逐渐转化为奴性！令人惋惜！